童心上的符号

童心上的符号

作者：倪章荣

　　6月是属于儿童的，火热、晴朗、生长、蓬勃，可刚刚进入6月的时候却有点阴霾有些阴冷，但6月总算是来了，相信后面的日子会不一样。是周末，由于一些原因没有回去休假，在这个冷冷清清的庙宇似的山头上，思绪不免有些无羁无绊，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我的童年。

　　记不清有多少位大师说过：童年的经历、记忆，影响一个人一生的成败和命运。深以为然。仔细想来，人生不过是童年积累的循环使用以及在童年积累基础之上的再投资再分发，换句话说，人生就是不断消费童年积累的过程。

　　我在我宝贵的至关重要的童年里收获了什么呢？

　　饥饿和屈辱是我的第一个收获,或者说是刻在我童心上的第一个符号。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开始，饥饿一直是我挥之不去的梦魇。吃一餐没有掺和红薯、萝卜、野菜的饱饭，是我及我的弟妹、同村伙伴的最大享受。在我们家庭，大约就是每年的春节和端午节（端午节只有一顿）才能吃上几顿白米饭。在我的记忆里，那个时候的白米饭真的好吃，滑滑的、香香的、甜甜的，不用菜也可以吃上三大碗。绝大多数日子，我都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状态，尤其是半夜三更的时候，常常被饥饿折磨得痛苦不堪。为了能够吃得饱一点，我常常和母亲或者是奶奶，在有月亮的凌晨，来到收割之后的稻田捡拾遗落的稻子。因为捡拾稻子的并非只有我们一家，所以我们必须赶在别人前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生产队是不允许去收割后的田里捡拾稻子的，干部说，宁愿让稻子烂在田里作肥料，也不能助长自私自利的歪风邪气。那个时候的我，白天要参加生产队劳动，甚至要到晚上八九点才能收工，很累，很困，但只要是去捡拾稻子，我会毫不犹豫地跟着去。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将割倒之后还没有来得及收回去的稻子偷偷地拿上几把，不过这种机会不是很多，生产队为了防止别人偷拿，会竭力将割倒的稻子收回去的。

　　那个时候，大队和生产队常常会组织大搜查，记得我读三年级的那个夏天的晚上，大队突然组织机械民兵来我们生产队进行大搜查，我们家捡拾的大半筐稻子被搜出来了。于是父亲被带走，连夜与其他四五个从家里搜出了稻子的人，挑着稻子或没有将稻子打下来的稻谷捆，在全大队九个生产队开批斗会。我记得父亲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四点了，回来后便发我和母亲的脾气，说就因为我们的不守规矩，让他受尽侮辱。的确，那种折磨是十分残酷的，残酷得让人的尊严荡然无存。可是，没有这样的游斗，我们的尊严又在哪里？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家一个月中曾有差不多十天的时间是没有口粮的，于是，父亲常常会厚着脸皮去借谷子，很多的时候，则是母亲拿着个篮子东一家西一家借下锅米。有好几次，母亲是空着篮子回来的，回来后便偷偷地流泪。有时候，母亲因为要上早工，便是我在家做饭，偶尔的时候，我也不得不去借下锅的米，遭到白眼的时候也是有过的，那种难堪现在想起来都很不是滋味。那个时候，我特别怕生产队发生粮食被盗、财产被盗的事情，发生这种事情之后，干部和群众怀疑的眼光便会落到我们及少数几个特别贫穷的家庭的成员身上，让我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因为穷，因为缺吃少穿，老是被人看不起，连走亲戚也会被另眼相待，那些日子老是抬不起头，连大声说话的勇气都没有。那是一段什么样的日子啊，如同生活在地狱一般，不知希望在哪里，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样的困境。只有在饥饿中屈辱地活着。

　　虚假和残忍是我童年岁月的另一份收获,是刻在我幼小心灵上的另一个符号。

　　我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是一个把假话说得十分诚恳和把阶级斗争当饭吃的年代。走进学校之后的第一堂课，就是听一个老贫农的忆苦思甜报告。老贫农说，由于地主的压迫与剥削，经常没饭吃，冬天的时候不得不下到结了冰的河里去摸鱼，回来熬鱼汤喝。老贫农说得热泪盈眶，可我当时的意识里鱼汤是美味佳肴，听到鱼汤便想要流口水。然而，老师带头喊起了口号：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也举起了右手，高声大喊起来。有一次忆苦思甜报告只做了一半便匆匆结束了，原因份那位“五保户”老奶奶，在说到旧社会的苦日子的时候，突然话锋一转，泪流满面地说：旧社会的日子都还过得下去，最难过的日子的“大跃进”的时候，吃树皮吃观音土啊，好多人是撑死的……老师慌忙把这位老奶奶拉了下去，并告诉我们说，老奶奶是老糊涂了，大家不要信以为真。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学校经常做“忆苦餐”给我们吃，所谓“忆苦餐”就是用野菜一疏菜熬成的稀饭，饭里放点油盐。在吃 “忆苦餐”之前，或者是老师或者是某个苦大仇深的老贫农会给大家上一堂课，忆旧社会的苦，说新社会的甜。他们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们，旧社会我们过的是猪狗不如的生活啊，你们现在多幸福，生活在蜜罐里啊，你们要好好珍惜求之不得的好日子啊。我不喜欢他们说得太久，因为我等不及了，我特别喜欢吃“忆苦餐”，香香的滑滑的，比家里做的红薯饭、萝卜饭好吃多了，常常是吃了一碗还忍不住去舀第二碗。其实和我一样喜欢吃“忆苦餐“的同学很多，可能因为喜欢吃的同学太多了吧，学校后来就不太做“忆苦餐“给我们吃了，让我很是遗憾。

　　那个时候学雷锋是一项政治任务，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没完成几件做好事的任务，是要受批评的，也会影响期末评比。于是同学们便八仙过海去找“好事”做，但做“好事”的人多了，“好事”也就不好找了。同学们最常做的“好事”就是挑一担牛粪倒在学校的鱼塘里，一来容易，二来显眼（不用去找证明人）。后来因为倒进鱼塘的牛粪太多，鱼都被呛死了，老师便严令禁止往学校鱼塘倒牛粪了。牛粪被排除在“好事”之外后，同学们做“好事”就更难了，你不能老去那几个五保户家里吧，一去便把灰尘扫到人家床上和灶台上去了，人家不仅厌倦了还害怕了。我也常常为没有“好事”做而苦恼。现在的成功人士经常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那个时候我便很幸运地逮住了一个机会。那天，我放学后去供销社买了盐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位六十多岁的小脚老太婆挑着一担柴火歪歪倒倒地走在路上，连忙跑过去帮忙。开始老太婆是死活不让我挑的，可能是因为我太执著或者她也确实累了，便将担子交给了我。帮老太婆把柴火挑到家里的时候，我已经汗流浃背，我一边擦汗一边犯愁：谁为我证明呢，没人证明我这“好事”不白做了？正当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我看到三个不同年级的同学正在往我这边张望，我大声和他们打招呼却没一个人理我。我想眼红就眼红吧，反正这“好事”是千真万确的，我便很得意地回家了。第二天早晨，我早早地来到学校，正准备去向老师报喜的时候，老师来教室找我了。老师一脸严肃地问我：昨天放学后干什么去了？我得意洋洋地将我做“好事”的经过向老师汇报，老师一拍桌子：你知道那个老太婆是谁吗？！我一脸无知地看着老师。老师气愤地说：她是地主，地主！你难道不知道她是地主吗？我慒了，感觉天就要塌下来了。老师问了我诸如地主婆用了什么手段说了什么腐蚀的话没有？并要求我将事情经过写出来，还说要交给大队党支部研究，看怎么处理我。大约有一个多月吧，我一直处于惊惶失措的状态之中，我不知道我会迎来什么样的厄运，我甚至想过，会不会把我拉到台上去开斗争会。尽管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但它留给我的惊恐持续了多年，让我对做“好事”有一种本能的反感。

　　我们是三年级开始写作文的，我记得我的作文几乎篇篇都是优秀，但没有一篇说过一句真话。全是些什么：某个干部涨大水的时候一边背毛主席语录一边跳进洪水里抢救就要被洪水冲走的稻谷；听了某个老贫农在旧社会的遭遇，倍感新社会的幸福；要多学本领，长大后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阶级兄弟……我知道，我写的这些全都不是人话，但老师喜欢，常常当作范文朗读（我当时的语文老师是一个很有才干的老师，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也没办法，不喜欢不行），我也习惯了这么写作。话又说回来，我不这么写还能怎么写呢？当写假话成为一种习惯之后，要写真话的时候便很不习惯，甚至会怀疑写真话也叫写作吗？曾经让我内心矛盾了很久。

　　我第一次面对面地参加斗争地主，是小学二年级上学期。地主站在我们面前，脖子上挂着一个恶霸地主某某某的牌子，地主的旁边坐着一个揭发地主罪恶的老贫农。老贫农揭发得激动万分，常常破口大骂，最后实在忍不住了，狠狠地刷了地主几个耳光子。在老贫农的带头作用下，师生们一拥而上，将地主打的打、骂的骂，一个高年级的同学一脚将地主踢倒在地，用麻索将地主绑了个严严实实。地主被革命小将斗得鼻青脸肿、鬼哭狼嚎。革命小将们不时爆发虽一阵阵快乐的笑声。那次斗争会包括以后的所有斗争会，我都没有走上前去，骂上一句动上一根指头。不是不想进步，而是实在下不了手。我觉得他们跟我无怨无仇的，我何苦要打骂他们？再说他们也怪可怜的，只要领导们有兴趣，有事没事就会把他们拉上来斗争一番，而且只要把地主富农拉到台上来之后，总是有很多人自告奋勇地上来拳打脚踢。我记得有一个被管教的坏分子，因为看到天上很多飞机飞过，说了句：是不是打过来了？被他的侄儿听到了，于是便立即汇报给大队党支部。党支部马上召开斗争大会。第一个上台的就是他的侄儿，侄儿挙脚并用，打得坏分子鲜血直流，晕倒在台上。侄儿还不放过，把他拉起来刷了几个耳光。还有一次，我们生产队因为怀疑一个地主的儿子偷了山上的树，把他从邻近的生产队抓过来吊在屋梁上吊了几个小时，晕过去了又用冷水把他泼醒后再吊再打。打得最厉害的是平时和他关系很不错的一个伙伴，这个地主儿子的父亲过去是医生，在外面有不少熟人，生活相对于其他地主富农要好一些，平时对打他的伙伴很好的，家里有什么好东西总不忘叫他过去喝两杯。我很困惑，为什么很多人都这么残忍？是与身俱来的还是后天培养的？可能由于童年时期看到了太多的残酷吧，长大之后，我见到血就害怕，就是看电影，有杀人场面出现的时候，我都要把眼睛挪开。记得我在某个政府部门工作的时候，恰逢“严打”，看到同事们一个个找 关系去看枪毙人的时候，我特别不理解，枪毙人有什么好看的，就算被杀者罪该万死，也是一条生命的消失，对于他的家人他自己都是一件悲哀的事情，没有理由去欣赏。

　　无知和荒唐是我一辈子的痛，是铭刻在我童年心灵上的又一个符号。

　　我们的童年，不仅食不果腹，也没有可供阅读的书籍，更没有玩具和娱乐设施。我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才知道世界上除了课本和《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之外，还有连环画之类的课外书籍的。可那时候没钱去买啊，于是便刨蜈蚣、打松果、挖药材去换点钱，甚至跑到奶奶家里偷几个鸡蛋去卖，然后去买连环画。那时候的老师、课本和连环画告诉我的就是，1949年以前的社会是一个暗无天日的社会，美帝国主义杀人不眨眼，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是一伙人。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学过毛泽东的写在抗战胜利后的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抗战胜利了，躲在峨眉山上的蒋介石准备下来摘桃子了。老师告诉我们说，国民党蒋介石躲在后方假抗战、真反共，与日本侵略者相互勾结，妄图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只有中国共产党在与日本鬼子浴血奋战。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马上利用在美帝国主义扶持下武装到牙齿的八百万军队向共产党猖狂进攻。我觉得蒋介石这家伙特别不地道，桃树是人家共产党栽下的，你跑过来摘桃子，好意思吗？我脑海里甚至不止一次地出现旧社会的情景：阴风凄凄，苦雨连连，走投无路，呼天抢地，穷凶极恶的日本兵，反动透顶的国民党，心怀鬼胎的美国人，救苦救难的毛主席。还有，美国人民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民，全都如同我们的旧社会一样，在生死线上挣扎呼号。尽管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一点也不好，但想到我们的不好的生活只是暂时的（教育告诉我们等不了多久我们就会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生活，我满怀希望地期待那一天），想到旧社会的生活更糟糕的时候，便不由自主地恨国民党恨美帝国主义，我甚至还有过长大了参军打到美国去解放全人类的雄心壮志。只是当我稍大一些之后，接触到一些有限的仅供批判的内部书籍和躲在被窝里收听过美国之音之后，才开始重新认识和渴望重新认识。当人到中年之后，我常常想，要是那个时候我们干脆不上学不读书，或许还会好一些。

　　那个时候，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把美帝国主义当作我们的杀父仇人，领导和老师告诉我们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一直对我们虎视眈眈。有一年，听说美帝国主义的原子弹就要打到中国来了，于是家家户户不种田专挖防空洞。每个人肚子饿得咕咕叫，但一想到美帝国主义妄图颠覆我们，让我们回到像西方资本主义那样人压迫人的社会，便来了力气，将防空洞挖得精益求精。我记得我爷爷挖的防空洞既深又宽分层分级，引来了好多人参观。我们一直期待着美帝国主义的原子弹打过来的那一天，我们相信有了我爷爷这样的防空洞，美帝国主义打再多的原子弹过来也不过是白忙一场，可惜，美帝国主义的原子弹没有打过来，也不知是不是他们知道我们有了防空洞之后不敢打了。后来，那些防空洞都成了老鼠和蛇的安乐窝。我不想责备我爷爷和我父母，他们只是这个全民荒唐行为的参与者，也是身不由已，但他们在挖防空洞的时候，有过思考和怀疑吗？这就是作为人的悲哀之处，也是留在我童心上的残酷之痕。

　　那是一个荒唐的岁月，那种荒唐的程度，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最让我匪夷所思的是家家户户建立的宝书台和向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早请示晚汇报。所谓宝书台就是用砖块砌就的一个台子，台子是宝塔形状的，最上面供奉着毛泽东石膏像，下面摆着他的“四卷宝书”。每天清晨出去之前，都要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示。请示的时候双手合十，微闭双眼，口中念念有词，比如：毛主席，我今天要去出工，希望您老人家保佑，我一定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晚上回来后详细向您老人家汇报。每天晚上回来之后，又是双手合十，微闭双眼，把一天的主要事情都告诉毛主席。我发现，父母在毛主席面前都很虔诚，比如有时候我就听见到母亲向毛主席汇报说，她今天偷回了几个玉米、几把黄豆，父亲也告诉毛主席，他到生产队的山上砍伐了一棵松树。我很不理解，明明石膏像是没有生命的，干嘛一本正经地给他说这些？明明有些事情是不能说出去的，干嘛要向“毛主席”说？明明不可能“改正”，为什么还向“毛主席”发誓：一定改过自新？那时候的人都很不正常了，弄得我们也不正常起来，比如做了坏事被家长、同学追问，想不认账的时候便把毛主席搬出来：我向毛主席保证！向毛主席保证之后，别人就不好说什么了。唉，毛主席那时候还是为我们帮了不少忙的。

　　直到今天，我也没弄明白，我们的父老乡亲们中的很多人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思想和举动。他们一边饿着肚子一边高喊振奋人心的口号，家徒四壁还感觉幸福无比。难道他们都没有了基本的判断能力和幸福与否的标准了吗？记得毛泽东逝世的时候，我们的很多农民、老师，一个个哭天抢地、捶胸顿足，说什么：毛主席啊，您怎么就丢下我们不管了，我们以后怎么办啊！我们每天上午和下午上课前，都要哭5分钟的毛主席，有一次有个同学伏在桌子上偷偷看连环画，可能是里面的情节太逗了吧，这位同学突然“咯咯咯”笑出了声。这个时候笑还了得？老师立即义愤填膺，跑过去像拎小鸡似地将那位同学拎到讲台上，“叭叭”就是两耳光，打得这位同学栽倒在地，估计同学是被打痛了，一边“鸣鸣鸣”哭一边大叫“毛主席啊毛主席啊！”老师不知是不是受到了启发，也大声哭喊“毛主席啊毛主席啊！”同学们见老师哭喊也不甘落后，一个比一个大声地嚎叫着“毛主席啊毛主席啊！”那种世界末日就要到来的凄惨状应该也算是千古奇观了。

　　我的童年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但留在童心上的符号却是那样的清晰。噩梦般的童年以及扭曲的人性并没有让我毁灭，尚能对社会对历史有一个重新认识，并孜孜不倦地寻求真相，并不是因为我比我的同龄人聪明，也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远大志向，而是因为我爱好阅读，喜欢胡思乱想，有一种追根求源的癖好，用一些人的话说，就是吃了饭没事做。尽管也自私，也庸俗，也虚假，也胆怯，但是，我至少还保有了一点良心，坚守了一道底线。我做不到坑人害人，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恨，永远坚持我认为必须坚持的东西——可能这种坚持在别人看来迂腐无比，在重大问题决不说违心话做违心事。刻在童心上的每一个符号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什么是假丑恶。我想，这或许因为我遭遇了太多的丑陋和残酷，又或许不是每个人都生性那么恶的缘故吧。而我的同龄人中的大多数呢，他们可能没有我这样的癖好，也只能依靠童年的教育和经历糊里糊涂地终其一生了。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很悲凉。

　　倪章荣，笔名楚梦。男，湖南澧县人，居长沙。作家，文史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在中外报刊发表文学和文史作品200余万字；出版杂文随笔集《骨头》、短篇小说集《那晚的月亮》、中篇小说集《雨打风吹去》、长篇小说《邪雨》、幽默动物小说集《动物界》、另有长篇小说《红色引擎》即将出版；发表《宋教仁之后的民国宪政》、《孙中山与中国现当代政治格局》、《作为政治家的宋教仁》、《重写民国史》、《辛亥革命深思录》、《“五权”与“三权”》、《关于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的思考》、《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一个伫立在法理之上的国家》、《民国才女和她们的命运》等文史作品。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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