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彦花散文五篇

彭彦花散文五篇

作者：彭彦花

爱的传承

　　“慈鸦尚还哺，羔羊犹跪乳。人不孝其亲，不如禽与兽……”二十几个娃娃齐整整地坐在小板凳上，背着手，齐声吟诵着《劝孝歌》……这处小小的院子西侧有两棵开满淡黄色花儿的枣树，其中一棵树上挂着小小的黑板，树下年轻的女教师，纤长白嫩的手捏着一根去皮的柳棍儿，轻点着黑板……那是35年前的场景，梳着长辫子的乡村女教师是我的母亲，每逢回忆至此，记忆里就飘满枣花淡淡的香气。

　　我七岁那年夏天，家里发生了很多变化。爸爸工作调动，离家20多里路，交通不便，工作又忙，从此每周回家一次；我进了村里的小学就读。也是在那一年，奶奶突发脑溢血留下后遗症瘫痪在床，吃喝拉撒，由伯母、姑姑、妈妈轮流护理。

　　第二年，妈妈辞掉了幼儿园的工作，带着我们搬家到了爸爸工作的镇上，搬家之后，爸爸能和妈妈一起照顾奶奶，方便了许多。可是，妈妈失去了幼儿教师的工作和那二亩薄田，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奶奶的药费、我和弟弟的学费，仅靠爸爸微薄的薪水远远不够，日子捉襟见肘，爸妈愁得哀声叹气。

　　为了贴补家用，母亲跑到我们学校门口摆摊卖学生用品。最初，每当有老家的熟人路过，惊讶地叫着母亲的名字，母亲就会羞红了脸。烈日炎炎，风吹雨打，一段时间之后，母亲的脸庞变得皴裂黝黑，黑到再也不会有腮上飞红出现。学生下课，她就守在摊子旁，学生上了课，她就推着摊子回家侍候奶奶、做家务。

　　四年级的时候，老师让我们写一篇命题作文《妈妈的手》。那天回到家，我捧起妈妈的手观察，肿胀的手指关节，粗糙且布满裂纹的手背，与记忆里妈妈纤长细嫩的手相去甚远。

　　孝悌之道，身教重于言传。除了幼儿园时期母亲教我们背过那些关于孝道的诗句，父母也没有太多精力来教育我和弟弟。爷爷、姥爷过世的早，父母照顾奶奶、姥姥的点点滴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和弟弟，在我们幼小的心里深深埋下孝的种子。

　　光阴的钟摆总是走的太快，母亲摆小摊十年到开超市，随着她的生意越来越好，家里的日子也在逐渐好转。一转眼，我和弟弟已经年近四十，早已经各自成家立业、生儿育女。

　　父亲退了休，母亲也在我们的劝说下关停了超市，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他们终于不用再为生计奔波。可是，年老病来袭，父亲的高血压、心脏病，母亲的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失眠……他们饱经岁月风霜的身体不时暴露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他们节约惯了，总是习惯去镇上的医院开个药方、吃点药片，也不见明显效果。母亲总是安慰我们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病嘛，哪有那么快。

　　从小到大，父母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如山般坚实，不曾想过，有一天这山也会被病魔袭倒。当母亲突然被抑郁症缠身、精神崩溃的时候，我和弟弟一度吓得乱了阵脚。母亲蜷缩在家里，不敢出门，不敢关灯，爸爸去买菜买饭，她跳着脚斥责他败家、胡乱花钱；正常的天气，她会突然喊冷，我们忙去打开空调，可是不待空调启动，她又一把脱了衣衫，大声喊热……

　　她抗拒就医，每每去看医生，我、弟弟和爸爸合力把她连哄带骗拉到车上，三个人都会累出一身大汗。可是，辗转数家医院，她的病情却愈发严重。

　　抑郁症不会导致任何疼痛，却能致人死地。母亲重度抑郁期间，趁父亲出去到药店买药的时间，用一根绳子将自己吊在了床头。万幸，父亲买药回来及时，看到身子斜在地上、吊在床头的母亲，及时救下了她。

　　我听闻之后放声大哭，赶回家里，弟弟也赶了回来，我们和父亲商量，带父母去我们的城市轮流居住。

　　那段时间，我怀着二胎，和弟弟带着母亲奔波在各地医院。母亲仍是抗拒就医，一次她把药扔了满地，大闹大喊：“我没有病，你们不要管我……”我跑过去搂住她，问她：“你还记得小时候教我的诗吗？慈鸦尚还哺，羔羊犹跪乳。人不孝其亲，不如禽与兽……”说着说着，我和爸爸泪如雨下，妈妈也渐渐安静了。我拿着她的手抚着隆起的腹部，哭求母亲：“你快点好起来啊，我生了二宝，你得帮我看孩子啊。”

　　也许是我们祈求母亲康复的强烈愿望被上苍知晓，吃了那么久的药物开始见效，母亲渐渐安静，开始配合治疗。同年，我和弟媳分别生下一子一女，两个新生命的降生给母亲的生活增添了些许乐趣，她康复的更快了些。

　　苍天怜见，在母亲患病一年后，她的神智终于复归正常。第二年春天枣花盛开的时节，父亲提议回老家转转，我们一大家人驱车回到30多年前居住的小院儿。因为年久失修，院墙已经多处倒塌，房屋门上也是蛛网密布，院子里落满了米粒般的枣花儿。母亲领着蹒跚学步的小侄女捡拾着地上的枣花儿，香气袭来，百感交集，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仿佛又听到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用稚嫩而清脆的童音吟诵着古老的《劝孝歌》。

　　在幼儿园里跟着母亲背诵《劝孝歌》的时候，我尚且不懂其中的含义。可是，孝这个字，通过父母照顾奶奶、姥姥时的一言一行悄悄植入到了我和弟弟心上，成为爱的传承，代际相传。在父母年迈，需要我们的时候，这份爱迸发的力量，让我们有勇气和能力背起责任，陪伴他们慢慢变老。

牡丹之约

　　前往菏泽的高速路上，客车飞驰，车窗外远远近近的风力发电机翼缓缓转动着，从远古的钻木取火到如今的风力发电，归于旋转，历经星月轮转、苍海桑田。在我心里，菏泽与牡丹之间也有这样的旋转关系，菏泽就是牡丹，牡丹就是菏泽。

　　老师说，树就是树，花就是花，树不是一个人，花也不是一个姑娘。可我，依然固执地认为，牡丹就是一个个披着粉红、洁白轻纱的仙子。

　　颠簸起伏之间，我甜甜地睡了一觉，感觉车停了，又开了，再睁开眼时，眼前多了几位陌生面孔——是前来迎接的菏泽文友，奔过来与我们一一握手，脸上带着淳朴热情的笑意，却没有一位像我梦中轻盈的牡丹仙子。我拉过一人问，得知错过了牡丹花期，遗憾的花瓣在心里悄然落了一地。

　　浮龙湖的离别

　　客车继续行驶，不多久到达居住地，我们惊奇地发现，今晚将夜宿一个湖心小岛，同学们像十几岁的孩子一样雀跃开来。

　　湖面的清风微拂，湿润的空气中包含着不知名的花香和草香，不知名的鸟儿，躲在树丛中婉转地啼着。可是这一切都不能使我开心起来，玉梅姐临时接到必须要返回东营工作的消息如同那天湖面上的阴霾，冷冷地笼罩着玉梅、若荷我们姐妹三人。

　　前往浮龙湖坐船前，玉梅姐在客车上细心地把我开线的外衫缝补好——她是个随身携带针线的女子，在这个时代显得有些落伍，却让人格外愿意亲近。

　　浮龙湖的游船上，我们姐妹三人对窗而坐。窗外是阔大的湖面和不时掠过的芦苇荡，偶尔有几只水禽远远掠过，不知是野鸭或者天鹅。想着马上就要到来的分别，心里涩涩的，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恰好在这时同学们喊我过去拍照，我抓起相机就跑了。

　　离别的这一刻总是要到来的。

　　凌晨的浮龙湖是空寂的，那些水，那些花儿，那些草，那些鸟儿，都被浓浓的雾气笼罩着，能见度不过几米。

　　5点钟，我和若荷姐，陪着玉梅姐，在大厅等着出租车的到来。我和若荷姐一直在说：“要不就别走了，这么大的雾。”玉梅姐坚持工作重要。她笑着安慰我和若荷姐，东营又不远，你们两个可以随时去看我呀！我也在心理安慰自己，是啊，东营又不远，可以再见面的。

　　出租车来了，玉梅姐一路小跑进了出租车，有点像逃跑。我伸出手，想给她一个拥抱，她摆摆手关上了车门。其实，我们俩都知道。如果她伸出手，我怕我会忍不住掉下泪来。

　　出租车闪着灯，几秒钟就消失在大雾之中，若荷姐揽着我的肩，轻轻地走回酒店里面。

　　回来半月有余，只要一想起浮龙湖，便是玉梅姐在客车上穿针引线的镜头和那天大雾之中，一闪一闪，转眼就消失不见的雾灯。

　　成武中队的老乡

　　作为一个伪摄影爱好者，每到一处，我必然要拍他们的花花草草，在每一处陌生的空间里，我寻找着熟悉的花草，又通过那些熟悉的花草，拍摄着别样的景致。

　　那日小雨淅淅沥沥，走在成武中队的长廊上，我发现，长廊尽头处有竹叶在细雨中招摇。那几株单薄的青竹，虽然没有我办公室窗前的那片竹林茂盛，却因为这别致的长廊，而使得他们另有一番韵味。

　　聚精会神地拍摄着，有雨滴打在我的头上，顺着发丝，一点一点，流到额头、脸上。就在擦去雨滴的时候，一转头，我看到长廊一侧嵌在镜框里的老乡：孟祥斌，与几十张照片并列在一起。

　　在我的家乡，孟祥斌是让全体德州人想起就为之动容的骄傲，带着共和国军人的荣誉与使命，他纵身一跃，用自己宝贵的生命换回另一个年轻的生命。没有值或者不值之间的探讨与理论，他妻子的一句话或许更能够诠释这一切：孩子长大了，我也会教育她，让她向爸爸学习。

　　在那个飘着潇潇细雨的午后，在一个陌生的武警中队的长廊下，我给我的老乡，深深地鞠下一躬。

　　白菜豆腐里的美好憧憬

　　走进去，仿佛走进了20年前我读小学时的教室。刷成浅绿色的吊扇、几盏节能灯，从房梁上垂下。再一抬头，就能看到到屋顶的一根根木梁。泛黄的后墙面写着八个大字：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近百位村民正在吃饭，大多数是老人和孩子，年轻人寥寥无几。

　　当时我的心情只能用震撼来形容，请原谅我使用了震撼这个词，因为我实在没有想到，在现如今还有全村人在一起吃饭的村集体。三个孩子好奇地看着我，我举起相机走过去，穿黑白条纹上衣的男孩羞涩地转过头去，而另外一个穿绿衣服的小男孩迅速把最后一口馒头塞进嘴里，边嚼边俏皮地冲我笑着。

　　我把相机对准老人，他们只是默默地低下头，饱经风霜的脸上挂着一丝羞怯的笑容。几位50多岁穿着红马甲的阿姨拎着菜桶走来走去，不时地轻声问一句：“还要不要添菜？”或者直接舀上一勺菜，给已经吃空了的菜碗里。

　　我看了看，白菜加豆腐加粉条，主食就是馒头。

　　“天天吃这个吗？有没有肉？”我问其中一位阿姨。

　　阿姨笑着回答我说：“我们以素食为主。”

　　“年轻人到哪儿去了？怎么都是些老人孩子在吃饭？”

　　阿姨又笑了“：我们就算年轻的，再年轻点儿的，都出去打工了。”

　　虽然镜头里义工阿姨们脸上是笑的，吃饭的老人们脸上是笑的，孩子们的脸上也是带着笑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一直酸酸的。

　　出门刚好遇到村里的传奇人物——那个自己在北京发了财，又返回村儿来想带着村民致富的中年男人。听他一一讲解着村里正在筹备的旅游业，已经动工和已经完工的工程……他温和的眼睛里满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那天中午，我吃了满满一盆的白菜豆腐和两个馒头——那是我在家时一天的食量。

　　夜戏

　　那天晚上夜宿定陶，得知牡丹区有一场大戏《吕后》。据说，刚满周岁时我便跟着爸爸的戏匣到处跑，作为这样一个“资深”的伪戏迷，我又怎能放过这次在吕后故里看《吕后》的机会？那天的晚饭自然是没有吃好，总惦记着赶紧出发不要错过开场的人，哪里还有心情吃呢！

　　夜幕降临的很快，在前往牡丹区的路上，文友李志国大哥把车开得飞快。我摇下车窗，不时有阵阵花香随夜风掠过，花香袭人，可是夜风却吹乱了我的头发；我摇上车窗，可是花香却又被我关在窗外。车窗摇上又摇下，看着一盏路灯被车子掠过，渐远，又一盏路灯迎过来，心里焦躁着，不知几时才能到，却又不敢问，唯恐开车的李大哥更加着急。

　　找到座位时，戏已开锣。

　　戏是从吕后做了几年人质回到皇宫时开演。看着台上的吕后经历过九死一生的颠沛流离和战乱风雨后，满怀深情的走向“皇宫”，满心期待着准备扑向他心爱的男人怀里倾诉衷肠，我的心便替她疼了起来——谁让我们已经学过这个历史课呢！当戚夫人妖娆抚媚的追着刘邦飘然而去，甩下一句：大王离不开我时。我的心里，叹息一声：为戚夫人可见的命运，更为吕后失落的感情。

　　近三个小时的大戏华丽落幕，台下掌声雷动。两个女人几十年的恩恩怨怨，最终落笔成为《史记》中短短三百多字，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任人评说。

　　散场时，云霞姐夫前来探望妻子，这时我才意识到，几天来，云霞和雪玲两位姐姐一直夜以继日地陪伴我们采风团，连家都没有顾上回过。灯光通明的广场，萧萧夜风中穿着单薄衣衫的两人却只顾着问我们冷不冷，那一刻，谁又能说她们不像牡丹仙子呢？

　　若与相见，便无想念。好像只是一转眼，离开菏泽埋头工作中已经近月余。今夜，想起菏泽，与同学们挽手并肩前行、雾气笼罩的浮龙湖面、成武中队里四四方方的被子、孩子们在镜头前灿然的笑脸、菏泽文友陪我们奔赴牡丹区看夜戏的场景……如电影胶片一一呈现眼前。

　　拿出在饶舜牡丹产品基地买回的护手霜细细涂抹着，牡丹的香味在房间里一点一点飘散开来。错过了牡丹的姹紫嫣红，还可以预约下一个花期相见；可是，我与这些同学、朋友要约在哪一个花期才能再次相见？

向着明亮远方

　　三十五年前，刚满一周岁的我被母亲揽在怀里，奶奶和爸爸站在旁边指点着：“抓账本、抓银元……”而我却直直地向着钢笔伸出手，胖胖的小手握住钢笔，兴奋地咯咯直笑。父亲心疼地说：“村里连所学校都没有，你这小家伙将来想上学得跑到脚掌发肿。”母亲却乐观地憧憬：“那可不一定，说不准，将来咱家门口就盖学校呢。”

　　二十八年前，我步入小学，果然如爸爸所料，我每天要跟着小伙伴儿们步行3里多路，到另外一个村子去上学。学校在许多年前是一座庙，后来破四旧，才改成了学堂,爸妈的小学也是在那里就读的。

　　土墙、土地、土院子，那所土庙改成的小学是我步入知识殿堂的起源，可是也留给我许多苦涩回忆。冬天，教室里没有炉子，老师从家里带几块煤球，点燃了，架在两块砖上烧。穿着“妈妈牌”的厚厚棉衣，手还冻得生了疮，来年春天暖风一吹，手背痒啊，直抓得脓血淋淋。记忆里，夏天的雨真多，小路上的红土一粘雨水就变成了泥，每走一步都要比平时多用三倍力气。记得有一次，我穿了一双新布鞋，鞋子大了点，放学路上，走两步就被红泥粘掉一次鞋，最后我不得不拎着鞋子赤脚回家。

　　二年级的时候，我转了学，跟爸爸妈妈搬家到了镇上。镇上的学校真好，虽然是旧的，却是红砖瓦房，最让人高兴的，是实现了母亲当年乐观的小心愿——学校大门正对我们家属院的大门，从出屋门到进教室门连2分钟都用不了。学校有六个教室和几间办公室，老师们下了课都会去办公室里坐着聊天、喝水。而老家教我的赵老师，下了课却只能跟我们在教室或者教室外的杏林里玩，我常常想，如果赵老师也有了办公室，他该多高兴啊。

　　童年的快乐时光总是过得飞快，像是被一双大手快速推动着一般，我升初中了。初中的学校离家三里多路，但幸好，通往学校的路是一条沙石路，下雨了，也只是溅一些水，不会再有满腿泥巴的苦恼。每天我骑着爸爸的大自行车，十几分钟就能够到达学校。中学的校园比小学大了好几倍，仅初一年级就有七八个班。我们上初一那年，学校分配来十几个年轻的大学生老师，他们懂得真多，讲课的时候，他们引经据古，旁征博引，下课铃响了，我们也围着老师不愿意让他们离去。

　　十六年前，我考进中专，和爸爸背着行囊走进学校的时候，我简单想欢呼：这里的教室竟然是楼房！第一次坐在二楼教室的时候，看着窗外的操场、小花园、远处的宿舍楼，我竟然被自己内心的情愫激动地泪弥双眸。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思？是乡下小土妞儿第一次到城市的感觉？是想起老家的老师们？或许都是，也或许都不是，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也正因如此，在两年后，毕业的我毅然选择回到镇上，在我就读过的小学当了一名代课老师。而后的六年里，我倾尽心力培育我的学生，在课余时间，我总是讲我去过的城市、看过的风景，告诉他们，向外走，向高处去。

　　再后来，我离开了校园，经历了打工、创业。2010年，我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网络教育学院，校舍，就是我的家，通过一根网线就能实现视频学习、跟老师互动，两年半后，我拿到了大专毕业证书，又继续进修了本科学历。

　　那几年工作之余，我写下了上百万字的散文，陆续出了两本书，加入了省作家协会。几经波折，我考入当地报社做了一名记者。去年夏天，我随同事回到我最初就读的小学采访，当初的小土庙和门外的杏林早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崭新的楼房和宽敞的操场。看校舍，话变迁，从小到大，我是教育改革的亲历者、见证者，也是教育改革的受益者。望着操场上无忧无虑的学生们，我在心里轻轻默念：奔跑吧，向着明亮远方。

小村里的年味

　　在我心里，只有小时候在老家的年才叫过年呢。

　　我的老家在鲁西北平原，地理位置偏僻，全村才200多人，那时候穷，村里的首富也只是修起三间小砖房，我家直到9岁搬到爸爸单位宿舍之前住的还是三间小土房。没钱的日子自然处处都要节省，只有过年，大人们才把攒了一年的钱拿出来，买新衣服、买肉、买菜、买烟花爆竹……那是我们这些孩子们一年当中最高兴的时候。

　　我娘过日子仔细，进了腊月门儿就赶集买来几块棉布，等年底别人家给孩子买衣裳时，娘已经把我和弟弟的新衣裳缝制好了。8岁那年过年，我和弟弟才第一次穿上买的成衣，我的是件浅藕荷色的外套，胸前别着一个金色花篮样的胸针；弟弟的是一身军绿套装，我们兴奋地跑遍全村，向同伴显摆着新衣裳。那时候虽然穷，可不必承担生活压力的我们却觉得很快乐。

　　随着娘一样样把过年的东西买进家门，年的氛围越来越浓烈，娘脸上的笑容也多起来，几次叮嘱爸爸 “过年别打孩子。”还给我买了支红绒花戴在头上，给弟弟买了二分钱一包的摔炮和两毛一挂的小鞭炮。常年教初三毕业班的爸爸终于放了寒假，借了姥爷的木匠工具，赶在除夕前一天给我和弟弟做了木框镶玻璃的手提灯笼，让我们姐俩在大年三十夜里成为全村孩子最羡慕的对象。

　　年三十夜的秧歌队在震天的锣鼓声中从村头出发了，他们借着手里的大红绸缎把一年的劳累起劲儿地甩向天空，村里的人们跟着秧歌队，一路笑着、大声交谈着地里的光景、孩子的学习成绩。

　　秧歌队在村中间的大槐树底下放完烟花爆竹，我和弟弟看着冲过去捡“落鞭”的小伙伴心里直痒，忘记了娘的叮嘱，也加入进去。可是，弟弟装进口袋里的“落鞭”响了，炸破了新衣裳的口袋，也吓懵了小小的他。娘第一个冲过来，先拉起弟弟的手看有没有炸坏，发现除了衣服没其它事儿的时候，率先破了她自己定的“过年不打小孩”的规矩，冲着我弟的屁股蛋子来了两巴掌，我弟嘹亮的哭声和锣鼓声此起彼伏。

　　大年初一的早上，天还黑着，我们就被拉起来穿衣服吃饺子，也可能没吃完，拜年的大军就已经开始集合了，从辈份最大的太奶奶家拜起，一路走一路磕，随着膝盖上的泥土增多，口袋里的糖果也渐渐多了起来。我们大些的小孩已经学会了推让，嘴里说着不要了不要了，身体却很诚实地不动，等着奶奶大娘们抓起一把或者几块糖塞进口袋，那一口袋糖甜了开学前的时光。

　　小村虽然贫穷，我们的父辈却有着共同的认知：让孩子好好读书。村里没有一个因为穷而让孩子辍学的，我们几个同龄人，最终读出了一个博士、一个研究生和六个大学生。

　　时光飞淌，在年年岁岁不尽相同的鞭炮声中，小村里的孩子们陆续长大、追逐着梦想走远，在一个个陌生的城市勤奋耕耘，成长为小村的骄傲。可是，远处的小村却变成了我们挥之不去的乡愁，小村的年也成为了我们记忆里最甜蜜的回忆。

一个人走路

　　穿越荆棘和丛林去追寻梦想的路上，总是孤单的身影居多。

　　年少时，曾经深夜不睡，枕边收音机里播放着半广告类的栏目，年轻的创业者在讲自己的创业历程，一边接听热线，以期宣传自己的品牌。

　　午夜的电台，打进热线的听众甚少，等待时，他隔空跟听众调侃，说自己是橱窗里等着被点单的一盘菜。我被他幽默的话语吸引，静静听完。

　　电波里的他在隔着渤海湾的大连，创办了一家赴外留学培训机构。那时，类似的机构如雨后春笋在他的城市冒出，几乎每天都有新店开张，也常有旧店摘牌关门。他的培训机构夹在中间，不温不火，艰难维持。他说，每天中午别人休息时自己都在外面发传单，他坚持对每一个有出国梦想的年轻人负责，不欺不骗，别人却不愿意轻信他，质疑他学校小的可怜。

　　激越时代里，成年人的梦想哪有那么好实现，不过都在坚守不易、放弃又不甘愿之间徘徊。我记住了他的名字，很个性，像绰号，叫船长。

　　二十年后，我和朋友去大连，当地的朋友接待我们，陪同朋友来的男人四十多岁，朋友介绍，他是当地很有名气的一家赴外培训机构的创始人。

　　我突然想起多年前在收音机里听过的节目，特意多留意他几眼，高瘦，简单干净的衣着，不苟言笑。与电波里那个幽默至极的创业者完全不像，但我却总觉得他哪里像。

　　我特意绕过去，问他是否叫船长？他眯起眼睛看了我一下，掏出名片给我，是很大众化的一个名字。

　　我失望，暗笑自己鲁莽。他却追问我：“你怎么知道船长这个名字的？”我激动地说，是多年前听过收音机里的一个采访。带他来的朋友喝得正酣，回头大声说了一句：“他人特低调，从不接受采访。”可是，他却眨了眨眼，轻轻笑了。

　　后来，他给我们讲了很长一段创业初期的故事。有一些，多年前在电台里听过，有一些没听过。他朋友听得一阵阵惊呼：“从小一起长大，这些我怎么不知道？！”他笑：“有些路，必须要自己走。”

　　人生如一场启程便不能返航的旅行，有欢喜有失意，有人叹前路漫漫，有人喜未来可期。自然，有了伴的旅途，多了分享喜忧的对象、多了携手看朝霞斜阳的温馨，但各人终是要回归自己的生活，过自己的日子。相逢的欣喜与分别的匆忙都不必太在意，若干年后，回头看，恰恰是那段孤独难行的路，成就了你的今天。

　　作者简介：彭彦花，女，80后。山东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职业高考规划师。著有励志散文集《成长的姿态》《那些躲在箱子里的爱》《未来好不好，走过去才知道》。

本文由史映红推荐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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