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站•俱乐部

火车站•俱乐部

——故乡二题

作者：程远

火车站

　　穿过北三家后岭隧道，沿着蜿蜒的山脚，呼哧呼哧，小火车一路逶迤而上，途经二道沟、三道关、石头人、土窝棚、南岔等站点，直至西沟沟里，22里路，行驶40分钟。

　　西沟即树基沟，一个矿山小镇，隐没于长白山余脉的褶皱里。与辽东大多数乡镇一样，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可谓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上世纪30年代末，日本人和野在这里发现了矿藏，进行采掘，后交由日本驻清原县株式会社管理，1949年东北全境解放，收为国有。

　　树基沟共有三个采矿区，两个在沟里北岔，一个在南岔。采矿区不通客车，只有运送矿石或物资的货车到那里。镇上的人乘坐小火车，都是在沟里门口的火车站上车。

　　起先，树基沟到北三家，只是一条运送矿石和物资的专用线，后来为了方便沿线村庄的居民出行，设了若干站点，加了客车车厢，每天从沟里到北三家有两趟车，上午7点一趟，下午1点一趟。返程到站时间分别为上午10点和下午3点。此外，每周一的早上5点，周六晚上7点，又各加了一趟客车接送外地通勤职工，所以每趟发车往往都是客货两用，即两节客车厢加几节货车厢。前者好理解，就是电影《林海雪原》里的那种晃晃悠悠的绿皮车厢，后者，如果没有工业经验尤其是矿山生活过的人，也许不知道，它是一种铁铸的露天车斗，装卸矿石和货物时都由液压杠杆指使，俗称翻斗车。

　　我对小火车站最初的记忆是上世纪70年代，我上小学。那时虽然很少有乘坐小火车出行的机会，但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经过那里，尤其是早上，会看到很多人在等车。车站立有一个简易的由木头搭起的棚架——其实在当时看来也并非简易，它不仅可以防雨遮阳，棚下更有可以两面观看的画廊，十余张五合板画着彩色漫画，多是镰刀、斧头、笔尖、墨水瓶、红袖章、紧握的拳头以及锥形高帽等等，人物众多，造型夸张，有工农兵学商，有孔子，有林彪，后两者被打上大大的红×。这些画都是由矿上宣传组的几位叔叔画的，也有学校的美术老师。我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那时我开始喜欢绘画，练习毛笔字，每当上学放学，只要有时间，就会在车站打一站，围绕这些画看。此外，紧挨车站的矿部办公室房头，镇政府门前的黑板报，甚至俱乐部的墙上，亦经常贴有白纸黑字的大字报，我虽然看不大懂，但愿意浏览那些龙飞凤舞的字迹，往往边看边用手指在裤腿上比划，仿佛临摹古人的字帖。

　　这只是我自己的偏好。大多数人并不理会这些。尽管很多时候也是人山人海地围观，但他们是在搜寻谁谁的名字，犯了什么罪行，而非欣赏所谓的书画艺术。

　　1976年之后，这些大字报逐渐消失殆尽。车站上的棚架，也变成了镶有玻璃的橱窗，不再有人写字画画了，而是直接用图钉按上一些画报。《人民画报》《民族画报》《解放军画报》《工人画报》《辽宁画报》等等，都是我们日常难以见到的。这让我们大开眼界。那时没有电视，或者说电视还没有普及到我们这些普通家庭之中，我们了解外面的世界，除了广播电台，就是父辈们偶尔从矿上带回来的废报纸，上面刊登的内容显然已是旧闻。站台橱窗里的画报，都是最新一期的，而且是彩色的。

　　小火车站除了这个简易棚架外，没有售票处，人们在上车前，售票员会一脚搭在车门口一脚踩在站台的石阶上卖票。票，就是那种面额2角钱的小纸条，一撕一张。如果和售票员熟悉，有时也是不用买票就能混上去的，甚至在小火车刚出车库时，为了占座，就可以提前上车，当然，这要看你和司机或售票员的关系。

　　如果说小镇最热闹的是节日，那么最能给节日带来喜悦的就是那列小火车了。每当火车驶进镇上的车站，就会有大爷大娘们走出家门，就会有漂亮的姑娘媳妇们迎接出来，就会有孩子们张张笑脸朗朗笑声。旅人们更是不等车停稳，就从窗口收回手臂奔向站台，熟悉的握着手，陌生的点着头。亲如兄弟，暖似一家。

　　1983年，我离开故乡去外地读书和工作，那时父母和弟弟还住在镇上。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我一般都要乘星期六的晚车回家，星期一的早车返程，在家只有一整天的时间，帮助父母做些活计。每次晚上到家，母亲总要把饭菜热在锅里，而周一早上4点钟，我则要起床——尤其是冬天，外面还是漆黑一片，吃过母亲做的早餐赶往车站，有时搭不到伴，自己从家里去车站就有些发怵，这时就要父亲送，直到公路上有了人影，父亲才转头回家。不知为什么，那时总是感觉天气很冷，人们来到车站，有时冻得扛不住，就躲到车站对面的医院走廊上，或是矿部办公房的门洞里，等待车来。这时，不仅没有了占座的欲望，就是有着空位人们肯定也不去坐，宁可跺着脚在地板上打转。

　　轰，隆隆，火车启动。车窗上暗白的霜花开始摇晃起来……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久，直到父亲母亲的家搬出镇上。

　　如上所述，树基沟火车站在沟里，镇上主要机关场所一般都在那片，比如镇政府，俱乐部，医院，派出所，小学校，矿部办公室，澡堂子，甚至忠字门都是设在铁道与大道的交汇处，在站台上一眼就能看见那两个高高立起的铁架子门柱，上面搭一弧形横梁，中间两面镶有红色五星。门柱上则是红底黄字标语，什么内容已经忘记，大概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之类。我虽然生在文革期间，但记忆中却不曾见过人们是如何在忠字门下手捧毛选舞之蹈之口中念念有词的。但每每路过那里，还是会不由地联想起电影中的某些镜头，尽管遥远，亦如昨天。而忠字门，似乎也成为镇上的一个标志性建筑，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比如哪个小伙子对姑娘说：今晚我在忠字门下等你，不见不散。

　　忠字门旁边那趟白灰房里住着火车司机李云华，某年夏天，他用菜刀将他的妻子杀害，然后越过公路和车站，沿着铁道线向沟里的矿区跑去，身后跟着持枪的矿上人保组长和一队民兵。

　　人保组长喊：站住，再不站住就开枪了！

　　李云华束手就擒。

　　大人们说，李云华是一个挺老实的人，也很仁义。

　　我们矿上，至此少了一个好司机。

　　若干年后，树基沟矿井关闭，大部分职工家属迁往一个更大的矿山，只有不多的人还在这里居住。往日热闹繁华的矿山小镇，那些原有的厂房，工业设施，包括本文记述的小火车站，连同两条瘦瘦的铁轨都已拆卸，毁掉，废弃。不复存在。不复存在。

俱乐部

　　俱乐部是镇上最大的房子，也是唯一的一座楼房，二层。这样说，似乎也不确切。所谓二层不过是房内后半部分搭起的看台，两人多高，有点像人民大会堂的意思。人民大会堂是什么样子？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我说的我们，是指刘波、孙朋、小胖，也就是我童年的几个玩伴。

　　顾名思义，俱乐部是文化娱乐场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都很常见。我们镇上的俱乐部经常演电影、二人转、地方戏、评剧或革命样板戏。电影一般是驻扎在附近莫日红山上的部队来放映的，他们和我们矿山是友好单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结对子，军民一家，鱼水情深。二人转、地方戏大多来自开原县民间曲艺团，评剧则是沈阳评剧团，无疑，这给一个偏僻的矿山小镇带来无限生机，尤其得到母亲那些中老年妇女的喜爱。但这样的演出似乎也不多，大多数还是矿山有关部门根据当前的形势自我编排的革命样板戏，隔三差五就要上演一番，尽管多是老生常谈，也要组织各单位观看。不过这样也好，我们下午就不用上学了，去俱乐部看热闹总比坐在教室里发呆好啊！无论怎样，我们都愿意跑上二楼，一边观看，一边脚踏地板，仿佛踩着鼓点一般。

　　二楼是木制地板，楼梯也是，走上去咚咚作响。这种声音让我很是着迷。

　　有时，学校也要参加演出。记忆中我就曾与另外三名同学代表班级出过一个节目：三句半。其实，我是一个内向的孩子，从不愿意抛头露面，但拗不过老师。老师说节目很简单，你就等排在你前面的同学说完一句话，你接着说半句即可，其他不用管。于是，四个小屁孩战战兢兢地登上舞台，每个同学手里各拿着一件东西——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他们三个手里都拿了什么，我只记得我拿的是一面铜锣和一个木锤，且排在最尾。当第三名同学说了一句什么话后，我使劲地敲了一下铜锣，大声喊道：

　　想——翻——案！

　　这是我第一次登台演出——如果叫做演出的话。也一定是最后一次。那是1975年冬天。那一年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在俱乐部：

　　2月4日，春寒料峭的夜晚，我裹着棉袄坐在俱乐部楼上第一排，二哥和三哥坐在我的身后。电影已经开演。什么名字现在记不清了，但我想，我一定是睁大眼睛、屏息静气地注视着前方，就像开学前的升旗仪式一样。突然，地板摇晃起来，扭头一看，四周一片慌乱。地震了，地震了……有人叫道。灯光骤亮，晃得眼前那块小小的银幕看不清内容，楼道两侧则塞满了人。这时，二哥一把提起我，跨过台前的护栏，左手拽住栏杆，右手将我顺至台下的那个红色立柱上——我滑了下来！紧接着是三哥二哥，以及更多的人。二哥辟开一条路，带领我们挤到了门外。这时才知道，镇上早已一片混乱，人声嘈杂，鸡飞狗跳，而昏暗的路灯下，我的双手沾满了红色的油漆。次日早上，我们才知道，几百公里外的海城市发生了7.3级强烈地震，波及到这里。于是，学校通知暂时停课，家家户户在屋外的菜园子里搭建防震棚，或是直接搬进仓房。

　　海城南台公社是父亲的老家，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父亲天天去邮局给爷爷发电报，直到等来平安的消息。

　　现在想来，那几年不知为什么发生了很多事情，热热闹闹或凄凄惨惨。一会儿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会儿坚决拥护英明领袖华主席。夜里睡着睡着，就会被一阵喧闹的锣鼓声吵醒，急忙套上衣裤跑到街上，随便从哪个人的手里接过一面小彩旗，在响亮的口号声中，不住地挥舞着。此外，俱乐部还经常召开地痞流氓批判大会，将那些留着长发、穿着喇叭裤的青年男女赶往台上，当着成百上千的观众，剃去长发，剪掉裤腿，其中有些就是哥哥的同学，或我们的邻居。而最为悲伤的日子无疑是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当镇上的人们从广播喇叭中听到这一消息时，无不震惊和悲痛，感觉天就要塌了下来。之后，俱乐部舞台中央摆放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巨幅遗像，两旁松柏挺立，花圈簇拥。我们知道，这时的俱乐部就不宜叫俱乐部了，而是称作奠堂。

　　其实，对于我们这些懵懂的孩子，以上种种并非多么重要，甚至不如一张电影票。

　　镇上的俱乐部把守谨严，几个看门大汉总是唬着一张黑脸。那时，电影票紧张，除了少数拿出来售卖外，很多都是单位发放，但很少能轮到我们这些普通家庭。看不到电影，穷小子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钻地道。所谓地道就是通往俱乐部里面的供水供暖管道，虽不是很宽敞，但仍可容下我们点燃油毡纸，弯腰潜行。当然成功率很低，因为时间长了，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已经知道哪几块地板松动，不是用钢钉封死，就是故意用脚踩在上面，久久不动地方。

　　钻地道这招不灵，想看电影就只有画电影票了。

　　这倒是我的强项。

　　小胖的爸爸是中学校长，每当镇上放映电影都能领到赠票，小胖就会拿票给我们看，颇有显摆的意思。这时，我虽眼盯着票，心里却是一阵默记。少倾回家，找出春节时剪挂帖剩下的彩纸，悄悄来到房后（不敢让父母知道），将彩纸裁成电影票大小，再用钢笔画了边框写了字号。没有印章，就临时找块箩卜刻上当场有效的字样，沾了印水按上，然后会刘波和孙朋去碰运气。有一次，正赶上刘波家来了亲戚，一时走不开，就只好揣着电影票蹲在他家屋地。记得当时，那个亲戚给了刘波几块糖后（当然我和孙朋也借光分到两块），就和刘婶拉起家常，问刘婶身体如何工作如何。刘婶回答身体还行，只是工作有些累，在学校后勤烧锅炉。那个亲戚很会说话，安慰道：慢慢干吧，以后也许能熬个副校长呢！

　　后来在去电影院的路上，我对刘波说：等你妈当上副校长，你家也能领到赠票啦！刘波白了我一眼。

　　由于那天我们出来得晚，电影已经开演，俱乐部周围有群没票的半大小子拥前挤后，他们或趴窗户或守门口。费了很大劲，我们才敲开门。检票员接过票，仔细端详了一会儿，突然将票撕碎，摔在我们脸上，骂道：小瘪犊子竟敢拿假票唬弄，找揍是吧？！引得那群小子一阵哄笑，我和刘波孙朋只好做鼠辈，遁去。

　　再后来，刘婶依然在学校烧锅炉，直至我们初中毕业。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俱乐部就很少使用了，偶尔走过那里，只会看到墙上用白油漆写的几个大字：抓革命，促生产。再有，就是门前广场上那个立着的孤单的旗杆。

　　（原载《天津文学》2022年第7期）

　　作者简介：

　　程远，自由写作者，鞍与笔文旅工作室创办人。文学作品散见于《山西文学》《福建文学》《北方文学》《鸭绿江》《小说林》《草原》《西湖》《芒种》《满族文学》《散文百家》《当代中国生态文学读本》《南方人物周刊》《中国文化报》《解放日报》等全国数十种报刊，部分作品在报纸连载、开设专栏、收入年选或获奖。著有非虚构文本《底层的珍珠》。执编散文随笔集《活着，走着想着》获辽宁省首届最美图书奖。现居沈阳。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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