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园•下院

菜园•下院

作者：程远

菜园

　　我家有两块菜园，一块在房前，一块在房后。这没有什么稀奇。不过是因为我家把西头，西头有一条斜插过来的壕沟，壕沟外是付存家的田地和公社的打谷场，于是，壕沟就成了分界线。我之所以这样饶舌，是想说明我家的两块菜园，除了房前房后外，又向西边延展了几百平方米，这显然属于偏得，用现在的话说是结了地利之缘。

　　这在我们工人户中是不多见的。

　　比如我们这趟房的四家中，刘波、孙朋家居中，房前房后也有两块菜园，但只是与屋子宽窄相同的规规矩矩的两条，而把东头的杨柏栋家，虽然东边也有余地，但因为靠近下院的胡同，不能多占，只能戛然而止。

　　如果不是那条通往猪圈和厕所的小道，把我家的两块菜园隔开，它们完全可以连成一片而成为一块大大的菜地。当然这样也很好，两块地，可以种不同的庄稼，而不仅仅是蔬菜。出身农民，后成为工人阶级的父亲就是这方面优秀的规划师和实践者。

　　前园朝阳，一般就种低矮的蔬菜，土豆、萝卜、白菜、韭菜、蒜苗、茄子、辣椒、生菜、香菜、西红柿、葱，甚至本地很少有人种的花生，可谓品种齐全，应有尽有。后园阴凉，则种一些高挑或是需要搭架的东东，如苞米、豆角、黄瓜、倭瓜。这些菜，一家人吃不了，母亲就送给亲戚邻居，有时也拿到市场上卖，换些零花钱贴补家用。有那么一两年，父亲在后园尝试种烟叶，这在我们工人户中实属异类，因为即便父母抽烟，二哥抽烟，也不至于自植，主要还是为了增加收入。现在想来，父亲也算具备一定的商业头脑，至于烟种的是否成功，做为小孩子的我不得而知。我只记得，一个深秋的夜晚，当我和母亲被窗外的雨声敲醒时，立即想起白天父亲的叮嘱：如果傍晚感觉天要下雨，一定想着用雨布把晾晒的烟叶盖上！可谁知，雨是半夜突然下起来的，尽管我和母亲冲出房门，来到后园，打开厚重的雨布将业已半湿的烟叶遮盖，次日还是遭到父亲的责骂。

　　那时父亲在矿上打更，上夜班。

　　除了上述两块园子种的一些时蔬、庄稼外，我家还在铁道南的柴禾垛旁，前山半山腰的菜窖边、老贾家房后的组扇（矿山井下排风系统）附近开了自留地，这些地主要种大豆、高粱和红薯，因为是山地，土壤贫瘠，离家远又不便浇水、施肥，长势并不喜人。如果再遭逢谁人捋掠，简直得不偿失。但父亲不这样认为，坚持种地，多种地，即便事倍功半，也是一种收获。攒下力气何用？难怪父亲是工人中的农民，飞机中的战斗机——当然，那时还不时兴这么说。那时我还没见过飞机。见过，也是在小人书上吧。

　　扯得有些远了，打住。

　　我家房前房后的两块菜园，我所在意的其实并不是它种植的品种如何多样，一日三餐多么丰富，尽管它足可成为全家人的食粮。我的欢喜，除了这些，还有母亲在两个园子的边边角角种了许多花卉，月季，芍药，鸡冠，秋菊，甚至罂粟，加上爬满栅栏的喇叭花简直绚烂至极。当然，罂粟是明令禁种的，但仅有几棵并不惹人注意，何况这也是为了街坊邻居，谁犯牙病，能够含一点籽粒止痛。向日葵也是耸立在栅栏边的，但她似乎不算花，虽然也叫葵花。有了花，自然也就有了蜂蝶、蜻蜓和草虫，有了燕叫和鸟鸣，有了蛇出没。蛇是土蛇，不伤人，人也不伤它，碰见了就拾根棍子挑它到壕沟边的柳树毛子里。那柳树，也是父亲和哥哥们为了防水而栽的，如果是春天，远远望去如一条缥缈的绿色的绸带。

　　记得后园的壕沟边，哥哥们还挖了一口水井，不深，只供旱季浇园子用。水井里也是放了几条从大河里抓来的鱼，只是不知何时，这口水井废弃了。同样废弃的还有前园的两棵树，套用鲁迅先生的名言：一棵是沙果树，另一棵也是沙果树。已经到了结果的旺盛期，忽然有一天，父亲说把它们砍了吧，省得欺园子。在父亲眼里，这些是副产品，但它们不同于那些鸡鸭鹅狗，前者不仅可以下蛋，招待客人，逢年过节还能派上更大的用场。后者可以看家护院。

　　我们无力反驳父亲，尽管沙果很脆很甜。

　　我能做的只是干完家务活，拿起书本到房后的屋檐下看书，写作业，画画。对，是画画。那时我正痴迷于绘画、书法艺术，每每闲来无事，就会拿个速写本蹲在园子里，一会儿画画黄瓜，一会儿画画苞米，谓之写生。当然，也画过电影票，在那五颜六色的纸上，用墨水笔，然后分发给刘波孙朋（杨柏栋是不用给的，因为他爸是中学校长有招待票），只是成功率很低，经常被俱乐部把门的大叔识破，训斥一番。

　　电影没看成，就沿着铁道往家走。铁道上自然没有路灯，但道下的居民区却是灯光闪烁，那些近距离的人家窗口，甚至可以看到人影晃动，仿佛也是电影一般。

　　二哥说，他小时候的一次经历，绝不亚于电影：

　　那是一个雨天，他正趴在炕上的窗台边玩，几道闪电几声响雷之后，突然一个火球从敞开的后窗飞进来，在屋子里打转。几圈后，啪的一声，撞在他头顶不远处的窗框上，而他丝毫未损。待大家惊魂落定，只见窗框被烧成了黑色，旁边的墙皮也脱落一大块。次日，听邻人说，当时正走在铁道上，眼见一个火球从沟口往沟里飞，一路跳跃奔突，直到粮站房头左转，向我们这趟房而来……你家二小子，命真硬！

　　这些都是夏天的事情。

　　冬天，我家的园子里也是一个欢场。刘波孙朋杨柏栋，还有我弟弟，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不仅可以在这里尽情地堆雪人，滚雪球，打雪仗，胯下一根苞米杆，手握木枪木刀，你追我赶，尽情操练。有时，干脆翻越西壕沟的柳树樯，到公社的打谷场去逮鸟，用弹弓或簸箕。前者好理解，后者还需米粒做诱饵，而一条细细的尼龙丝绳更是必不可少。逮到的鸟也多是麻雀，如果裹上黄泥放进灶坑里烧着吃，味道真是好极了！

　　当然，也有悲催的时候。那年腊月，清晨，父亲推开菜园门，发现一行陌生的脚印直奔西壕沟而去。紧挨后园门的仓房，锁头落地，压在瓷缸里的半扇猪肉不翼而飞。如果细究，也不难找到脚印去处。

　　算了，再有两天就要过年了。父亲说。

下院

　　粮站下片是一个居民区，主要位于铁道和大道之间，如果画格子的话，大致是南北三个胡同，东西十二趟房，每趟房住四家，一共四十八家。另有一些散户，分布在铁道南、大道旁和河套两边，这些一般是商业户或农业户。

　　我、刘波、孙朋和杨柏栋，我们四家住在粮站前唯一的一趟白灰房里，与那些规规矩矩的格子似的住户，相隔一条胡同。我们称他们为下院。

　　下院住着我的很多同学，离得最近的是李淑萍家，最远的是铁道南的贾兆良家。老师给我们分了几个学习小组，李淑萍在我们组，贾兆良本应该和王贵富刘洁他们一组，可他愿意和孙朋扎堆，所以也加入到我们这里。我们组长是杨柏栋，虽然他高我们一年级，但在一起写作业，老师说不会的题可以问他。事实上，杨柏栋也不总和我们在一起，倒是他的姐姐杨柏莉经常监督我们，时不时地还要检查一下作业。

　　学习小组也通常在杨柏栋家门前的院子里，放上一张饭桌作为课桌。那时的家庭作业不像现在这样多，也没有什么补课一说，谁先写完谁就可以回家。那时，总觉得家里有干不完的活儿：喂猪喂狗，放鸭放鹅，挖野菜，扫院子，擦玻璃等等。也不知为什么，一年四季总有卫生检查，尤其是春天，街道委员孙大娘就会带几个妇女挨家挨户走，看谁家收拾得干净不，然后将合格或不合格的证书贴在房门上，以此起到表彰或鞭策作用。

　　一天，写完作业，当我正要起身回家时，杨柏莉对我说：让李淑萍去帮你擦玻璃吧，将来你娶她当媳妇！李淑萍满脸羞红。

　　多年后，小学同学聚会，我端着一杯酒单独敬了下李淑萍，搞得她莫名其妙。

　　刘波说，人家早把小时候的事忘了。就你多情，做梦吧。

　　是啊！那是一个多梦的年代。夜里，总觉得睡着睡着，就会被一阵喧闹的锣鼓声吵醒，急忙套上衣裤跑到街上，随便从哪个人的手里接过一面小彩旗，在响亮的口号声中，不住地挥舞着。白天看见一些公共场所的墙壁上，贴着一张张白报纸，上面用墨水写着龙飞凤舞的字迹，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学校、工厂的墙下，总是搭着高高的跳板，有人站在上面用板刷沾上或白或黄的油漆，小心翼翼地描着斗大的宋体字，都是些大词：坚决、捍卫、伟大、光荣等等。跳板下围着很多人，有的看热闹，有的称赞字写得好。

　　我心想，其实宋体字没什么艺术可言，太死板。我还是欣赏哥哥习字帖上的颜筋柳骨，苏黄米蔡。

　　那时，学校也经常开大会，每每会前，有一个两个，或者一排人站在主席台前，光头，胸前挂着写有自己姓名和罪名的牌子，名字上又打了红叉。身后有全副武装的民兵，身前是手拿喇叭慷慨陈词的校工或学生代表，四周则是围观的群众。这种会常常要开很长时间，然后再前呼后拥，走街串巷。我们这些没事的孩子总是跟着，即使不跟着，在铁道上玩，听到叫喊的喇叭声和人们的高呼声，也会翘起脚跟向铁道下的胡同里望，这时，就有高高的纸糊的白色尖帽浮出人群，状如白塔。有时，帽子上写着字画着画，均结合了本人的长相特征或外号，比如张麻子，就要在他的帽子上画张麻脸，如果是李大牛头，则干脆做个牛头形状的帽子戴上，惹人哄笑。

　　当然，笑得最多的是我们这些孩子，而非高帽者家的孩子。高帽者家的孩子这时往往都不在现场，他们躲进屋里，插紧房门，几天都不肯出来。

　　我们则不同。我们总觉得游行的队伍太匆忙，还没看够，就顺着大道往上片去了，落下我们站在粮站前的小桥上，仰头看那围着路灯胡乱飞舞的蛾子，如梦方醒。这时，就有谁忽然喊一声刚搬来不久的阮小利同学，让他出来。后者的家就住在粮站房头的对面，挨着胡同口。

　　我们问阮小利：你家是从哪里搬来的？

　　阮：外地。

　　外地哪？

　　说你们也不知道，领你们去道还远。

　　操！

　　你爸不是我们矿上的工人吧？我们怎么一次也没见过。

　　我爸是烈士，抗美援朝时牺牲了。

　　啊？

　　我爸是副连长，一次战斗中，他们的连队只打剩下他一个人了，他手里也只有一把刺刀了……敌人一梭子，子弹直接穿透胸膛。

　　那么厉害？

　　当时立个碑！

　　当时战友们全都牺牲了，谁给你爸立碑呀？哪来的沙子水泥呢？难道是美国佬发善心或出于敬佩？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有一个暑假，开学好几天了，阮小利才来上学。老师问他原因，他说是跟她妈回了老家，买不到返程车票，就晚了。下课后，我们几个同学自然又是围上他刨根问底，弄得他只好告诉我们老家在江苏南京——操！那么远啊！南京有长江大桥啊！我家门斗上的玻璃画就是南京长江大桥，上题毛主席诗词：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那个大桥，我上去了。阮小利说。

　　高吗？

　　不算高。

　　有多高？

　　到我妈扎儿（乳房）那么高。阮小利在胸前给我们比划了一下。

　　不对吧！到你妈那，怎么能走船呢？

　　就是能走船嘛！我们站在桥上亲眼看见一艘艘轮船从桥下驶过！

　　敢情你说的是桥上的栏杆到你妈那个地方呀！我操！恍然大悟。

　　小学毕业后，我们好像就再也没有见到阮小利。也许回南方了吧。不仅阮小利，就是经常和我们一起上学放学上山打柴下河抓鱼的王贵富，也不和我们玩了，而是去了另一个世界——他因和家人吵架而赌气，跑到苞米地里喝了敌敌畏。下院，能够和我们这趟房的孩子继续玩的似乎就剩曹大军、张树文、杨迎春了，贾兆良虽然也经常穿着一双牛角鞋（大脚指与其他四指分开的那种）从铁道南下来，但他妈总看着他，时间稍长点儿，就会来叫他回家干活，气得贾兆良把跳绳往地上一扔，说：好吧！你跳，你替我跳。

　　于是，大家就散了。

　　那时候，蓝天总是很蓝，阳光也很明亮，但不知为什么有时会突然感到莫名的不安，烦躁，寂寞和伤感。也许我们长大了吧。

　　（原载《厦门文学》2022年第3期）

　　作者简介：

　　自由写作者，鞍与笔文旅工作室创办人。现居沈阳。文学作品散见于《山西文学》《福建文学》《北方文学》《鸭绿江》《小说林》《草原》《西湖》《芒种》《满族文学》《散文百家》《当代中国生态文学读本》《南方人物周刊》《中国文化报》《解放日报》等全国数十种报刊，部分作品在报纸连载、开设专栏、收入年选或获奖。主要作品：《底层的珍珠》《向着灾区走——5.12汶川大地震日记》。执编散文随笔集《活着，走着想着》获辽宁省首届最美图书奖。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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