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天飞雪寄哀思

 2002年左连生与袁隆平院士在海南科研基地留影

杨远新散文：漫天飞雪寄哀思

 ——怀念隆平高科董事长左连生

作者：杨远新

　　一个月前的今天，湖南省农科院原院长、党委书记、隆平高科创始人、董事长左连生同志因病逝世，享年76岁。身处万里之遥的我得知这一消息，先是对其真实性产生极大的怀疑，继而只得无奈地接受这一现实，病魔的确无情地夺走了他的生命。我之所以不愿意相信，因为他是一个身体健硕，性格开朗，精神豁达的汉子，在我的印象中，他的身体从未出过什么毛病，他总是像那高速奔驰的列车，不知疲倦地投入工作。人生无常。我遥望海天，仿佛看见他满面微笑地朝我伸出手，嘴里亲切地问道：“远新你来汉寿搞么得？”那是2017年5月晴好的一个日子里，我与他在汉寿巧遇，我紧握着他那双有力的大手，告诉他：为创作《汉寿赋》，我回汉寿采访，补充相关素材。分别时，他对我说：期待《汉寿赋》早日问世，他愿意成为第一批读者之一。世事无情。谁能想到，我俩这次的相逢一握，竟然成为了最后的永别。此时此刻，我四周飞雪漫卷，天上地下，白茫茫一片，寄托着我对他的无限思念。

1999年在总理办公室汇报工作后，左连生（左一）与温家宝总理（右二）、袁隆平院士（右一）、原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合影

　　一、多亏了他的宽容

　　我与左连生最早相识，是在1971年11月汉寿县委召开的全县业余文艺创作大会上，我在会上作典型发言，他代表县农业组参加会议，我俩同一桌用餐，相互仅点点头而已。1972年的冬天，汉寿县委筹备召开全县农业学大寨表彰大会，从各单位抽调笔杆子，组成材料班子，分工总结全县劳动模范和先进单位的经验，有的是在大会上发言，有的是印发大会简报。我和他都是被抽调的对象。那时我已经调到了汉寿县创作组，他依然在汉寿县农业组，我俩坐在同一条长靠背椅上接受县委办交给的任务，这是第二次见面。领导和同志们呼他小左，唤我小杨。他一口宁乡话，与土生土长的汉寿人腔调不一样，有几分难懂。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此后，在县委机关，或是汉寿县城某条大街小巷偶尔相遇，握手，点头，一笑而过。时间进入1973年，我被派往县委书记白莲清蹲点的西竺山大队西竺山生产队体验生活，与他几乎天天见面。他妻子在西竺山小学任教，他每天早晚都会从学校出入，我住宿的农户家，与西竺山小学仅隔一条泥土路和一丘水田，而且大门与大门相对，在这里见面的机会是多了，但仍无交往。已婚青年与未婚青年，似乎很难找到共同的语言。他比我年长8岁，毕业于正规大学，也许懒得搭理一个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以免浪费了时间。这个宁乡人与我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没想到一场政治变革拉近了我俩的距离，使得我与他有了直接的交道，而且是令人不愉快的交道。1976年10月下旬，一场从上至下的清理运动开始。他那时已调县委办公室工作，而且担任县委书记的秘书。他受组织派遣，与县委组织部、宣传部各一名干部组成清查小组，由他牵头，负责对我进行清查。原因是1976年3月至6月，我和曹逸兴老师应上海人民出版社邀请，在那里住了近三个月，听取他们的意见，参观渔村和工厂，开阔视野，补充生活素材，修改长篇小说《春柳湖》第一部。我俩被怀疑为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受到清查。他代表组织与我俩谈话，气氛非常严肃，我认真辨听他的宁乡话，逐字逐句作好记录。一是要我们交出手稿、往来书信和所有的相关材料，二是写出书面交代材料。手稿、信函、相关材料都是我保管的。我舍不得交出手稿，只提交了20万字的油印稿，责任编辑贺宜、王华良给我俩的信函全部交出，相关材料也一份未留。他追问手稿，我答：有了油印稿，就把手稿全部扔掉了。他双眼紧盯我十几秒之后，也就不再深究。他当时如果非要我交出手稿不可，我是不得不交的。假设换成别的人，会是什么情形，那就不好说了。《春柳湖》第一部手稿得以保存下来，多亏了他的宽容，不然，手稿一旦交出，就不存在于世了。因为清查过后，那些信函、材料再也没有回到我的手中。我曾向有关方面索要，均不知其下落。

　　二、助我翻越那道坎

　　1988年秋，我遇到了人生路上的一道坎，如果翻越了这道坎，前面也许小溪淙淙，流水潺潺，直入沧浪，奔腾向海。如果翻越不了这道坎，一朵浪花，也许会被巨石 岩摔打，碰撞得更瘦更细。我必须得到左连生的助力，才能翻越这道坎。此时的他，刚刚走马上任中共汉寿县委书记。从1976年至1988年的十二年间，一年一江河，一日一波涛，他驾驶着人生的航船，在江河里驱波逐浪，以不变的信念和认准的目标，一路扬帆向前。他先是在县委书记周立民身边担任两年秘书工作之后，被派往紧邻太白湖的文蔚公社担任党委书记，三年之后，他被常德地委选中，担任汉寿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又三年之后，他第一次走出汉寿，奔赴相邻的安乡县，担任副县长。同样是水乡，同样是西洞庭湖畔，他轻车熟路，融入安乡人民之中，干得风生水起。而这时的汉寿县，自1983年到1988年，县委书记像走马灯似的，一年一任，连续换了四任，这其中，有的是蒙冤受屈，有的是避风躲浪，有的是飞蛾扑火，有的是直挂云帆。汉寿人民深切盼望常德地委派来一位有担当，敢作为的县委书记，引领汉寿走出怪圈，走向繁荣。刚过不惑之年的左连生，从安乡重返他的第二故乡，挑起了汉寿县委书记的重任。按照正常的升迁通道，他跨越了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长这三级台阶，直接走上了县委书记岗位。足见上下对他的信任，也可感受到他肩上的压力。而我在这个时候，却给他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1976年12月初，对我的清理审查结束，随着县创作组的解散，我被派往县委农村工作队驻酉港公社连安大队工作组，担任组里的资料员，并为第五生产队驻队干部。这里位于有名的柳林嘴，与安乡、南县、沅江，还有西湖农场交界，可谓西洞庭湖的心脏。我在这里工作得很愉快。作为一个想搞文学创作的人来说，经历的任何生活，都会成为宝贵的财富。我在这里不仅饱尝人间冷暖，又了解认知了真正的西洞庭湖。尽管如此，但我心里还是有一个解不开的结，总认为受到清理审查是无辜的，甚至是莫名其妙的。于是，我给县委书记周立民写了一封信，要求恢复创作组，继续加工修改《春柳湖》。这封信发出10天之后，1977年5月的一天，县委农村工作队的领导通知我，县委办公室左连生打电话来，要你上县开会。我预感是写给县委书记的信起了作用。

　　我按照指定的时间赶到县委办公室，左连生把我带进了县委常委小会议室。这天，县委书记周立民召集分管党群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的领导开会，我和曹逸兴老师列席，左连生担任会议记录。会议决定：恢复汉寿县创作组，继续完成《春柳湖》的创作任务。散会后，我依然回到农村工作队，何时回县，听候通知。得益于左连生很快形成的会议纪要，我于5月底接到通知，顺利回到了汉寿县创作组，重新开始了《春柳湖》的创作。与此同时，县创作组长曹逸兴派给了我一项新的任务，随同左连生前往坡头公社红星大队，到县委书记的点上体验生活，创作供大队文艺宣传队演出的曲艺节目。不久，左连生从这里派往一水相连的文蔚公社担任党委书记。我则完成一台文艺节目的创作任务之后，继续投入《春柳湖》的创作。此后，由于《春柳湖》的责任编辑调离出版社等多种原因，我放下《春柳湖》，转向儿童文学创作。接连发表出版了儿童长篇小说《欢笑的碧莲河》和儿童中篇小说《小甲鱼的“阿姨”》《牛蛙大王》，以及《落空的晚宴》《捉鱼》《鲤鱼风波》等一批儿童短篇小说，经常德市文联和湖南省作家协会逐级推荐，中国作家协会挑选，向武汉大学提供了一份70人的备考名单。最后经武汉大学举行现场考试，录取30名学员，我成为其中之一。

　　有了入校的资格，但还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教育部规定的，录取的每个作家班学员，必须缴纳4000元学费，可以一次缴纳，也可以分学年缴纳。这就是我所面临的一道坎。俗话说，一分钱憋倒英雄汉。为了解决这4000元学费，我向时任湖南省副省长并主管全省财经工作的杨汇泉提出了书面报告，他批给了常德市里，市里批给了县里，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县财政解决。我手里拿着省市两级领导批示的报告，但要交到县委领导手上，依然感觉很难。此时的左连生刚刚上任县委书记，千头万绪，要抓的大事很多。自他担任文蔚公社党委书记、汉寿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安乡县副县长后的长时间里，我与他再没有打个交道，我为自己的这点事找他，他会不会心生反感。

　　我为了实现迈进武汉大学求学深造的愿望，不管怎么难，我必须找他一次。那天晚上比较闷热，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看见他正在与时任县委办公室秘书王利亚研究一份材料。王利亚与我是老朋友，他知道我晚上来访，一定是有要事。他便赶紧回避。我开门见山，向左宫生简要汇报了报考武汉大学的经过，边说边递上经省市两级领导批示过的要求解决4000元学费的报告，同时递上的还有原县委书记周立民写给他的一纸便笺。他一一接过，认真看了看，二话没说，提笔在上面作出批示，要求主管财经的副县长李新国，按照省市两级领导的批示，将学费分学年落实到位。

　　此刻，我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暗暗庆幸终于翻过了这道坎。临别时，他握紧我的手，爽快地说：“远新，很抱歉！本应该给你一次性把学费拨付到位。但是目前县财政十分吃紧，只能分学年付给。”我连声向他表示感谢。他诚恳而友好地说：“你是求知识，求进步，无论于公，还是于私，我都应该大力支持。盼望你学成归来，为繁荣汉寿县的文艺创作起到领头雁的作用。”

　　三、他历来行事爽快

　　两年后，我从武汉大学毕业，按照入学前签订的协议，我应该回到原单位工作。武汉大学总结前两届作家班的办学经验，轮到我们第三届作家班毕业时，向教育部争取到了几个重新分配的指标。我被列入其中。经武汉大学向用人单位推荐，用人单位到校考察，我被分配到省公安厅工作。这其中有一道手续必不可少。那就是必须由原单位向省教委招生分配办出具承诺书，同意放人，决不反悔。我向汉寿有关方面提出要求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时任县文联副主席陈定熙大力支持，并且努力说服持不同意见的领导。要放人事档案，最终还得县委书记拍板。

　　我又是在一个闷热的傍晚，走进了左连生的办公室，带着几分愧意，向他提出了要求。没想到，他竟然乐呵呵地说：“钱是国家的钱，人是国家的人，能够向上级机关输送一个人才，本是天大的好事，对县里今后的工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不仅如此，他还替我考虑到了妻子的工作调动。他说：“对于小陈的工作调动，你从现在就要开始谋划。有需要县委，或我个人提供帮助支持的地方，你尽管提出来，我会尽力。”言辞恳切，令我感动。后来，我在办理妻子从汉寿县供销社调入省供销系统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无论县委，还是他本人，都给予了全力帮助。

　　我到省公安厅工作后，每当想到汉寿人民对我的哺育，汉寿各级领导对我的培养，心里就惭愧不安。为了表示报答之心，我把反映汉寿生活的非虚构性作品，编辑成报告文学散文集《局长在紧急关头》，交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我打电话给左连生，请求他为该书作序。他一如既往地干脆爽快，反问：“你要我什么时候交稿？”我说：“一个月时间行不行？”他说：“从今天算起，第三十天，你叫小陈与亚先生联系。”他口里的亚先生，是汉寿人对王利亚的昵称。

　　果然，他没有食言。第三十天，我妻子陈双娥上县委办，从王利亚手中取到了他为《局长在紧急关头》作的序言——

始终如一地追求事业的进步才是人生正确的道路

——序《局长在紧急关头》

左连生/文

　　远新是我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记得相识时，他就从事文艺创作，我在行政部门工作。由于工作关系相识后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我敬佩他对事业的追求和敏捷的才华。

　　记得初相识时，他能否在文艺创作上走多长的路，能否搞出什么名堂来，还有些怀疑。后来，他的每篇作品我几乎都读上两三遍，深深感到远新是一位理想宏远、毅力坚强的人，对他的文采，对他的功力，对他的进步我更为敬佩，我由衷地希望他成为文坛上的巨人。他的这本报告文学散文集，是他成长进步的象征，是他前进途中留下的又一个脚印。这些作品，与他的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一样，是他深入生活，深入实践，深入群众的劳动结晶。他这二十多年的路走得很辛苦，是苦学过来的，是苦练过来的。但他这二十多年的路走得很骄傲，因为他始终按党的文艺创作方针去办，赞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创作了许多有价值的精神食粮，对社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我过去对文人有《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篇所述的那样，虽然不相信天上有文曲星下凡，但总应该是有天赋的。因此，开始时对远新有疑虑，后来也没完全排除，现在回顾自己幼稚可笑，真是“有志者事竟成”。文坛上的巨人，我深信是这么成长的。因此，我彻底认输。从远新身上我悟出了新的道理：始终如一地追求事业的进步才是人生正确的道路。

　　由此，我们虽不在一起工作，但我们的友谊更加深厚，我对他更为敬佩。我衷心祝愿他攀上更新的高峰。

1991年6月于西洞庭湖畔

　　左连生对我给了这么多的帮助支持，但我对他的工作却帮助支持不够，特别留下两大遗憾。一是他担任汉寿县委书记期间，看准了县城南迁太子庙，将对全县长远发展极为有利。他一方面统一班子内部的意见，一方面希望在省城工作的汉寿人都能以实际行动支持，他特别要求我发挥手中笔杆子的作用，协助他鼓与呼。二是他从省农办副主任出任省农科院党委书记、院长，尤其是创建隆平高科以后，几次要我采写袁隆平的报告文学。这两点我都没有做到，有客观原因，关键还是主观努力不到位。现在想来，对他万分有愧。这种愧疚永远无法补偿。唯一能做的，就是将他时刻怀念在心。（图片由作者提供）

2022年1月26日于18195号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杨远新，湖南汉寿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湖南作协第五、六、七届理事。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春柳湖》（全四部）《百变神探》《爱海恨涯》《红颜贪官》《春涌洞庭》《东追西捕——魔头张君19天亡命录》；中篇小说《特区警官》《惊天牛案》；长篇儿童小说《欢笑的碧莲河》《险走洞庭湖》（与陈双娥合著）《雾过洞庭湖》《孤胆邱克》；儿童小说集《落空的晚宴》；18卷本880万字《杨远新文集》。曾获国家图书奖、公安部金盾文学奖、文化部和全国妇联等六部委颁发的编辑奖、湖南省首届文艺创作奖、湖南省首届儿童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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