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他的粮食
何党选2013-09-23 08:59:23
粮食还是倔强地在父亲的心里扎了根。
我们们家祖祖辈辈种田，地地道道当农民。据父亲回忆说，民国最后几年，爷爷在县保安团当兵，天天扛枪巡逻，保卫县城安全，后来解放军来了，他们便主动投降。按照当时的政策可以留下来谋个差事，可爷爷说啥也不干，铺盖卷也不要了，走了个净人。从此，回农村种了一辈子地，养了一辈子牛羊，再没离开过铁锨锄头，牛犊羊羔。和爷爷不同，我父亲二十八岁赶上国家招工，就进了一家军工厂当工人。五十五岁上按规定退休，回到家乡颐养天年。可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一回到家里便承包了村里的一片荒地，说要种麦子，种玉米，种大豆，并说只要肯出力，收成一定差不了，侍弄好了，说不定比有些人家自留地里的收成还要好。
我们姐弟几个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的，可是看着父亲说话时就像麦子、玉米、大豆已经堆满场似的高兴劲儿，就不忍心再阻止了。到现在我也弄不明白，当年是父亲因为粮食而选择了土地，还是粮食因为土地而选择了父亲，反正父亲当时的态度异常坚决，说话时眼睛里满是希望，满是欣喜。
那是一片荒地，长满了杂草，开满了野花，四周又密密匝匝地长着一堆一堆的小洋槐树和酸枣树。凡是种过地的人都知道，这样的地下面盘根错节，不说下种，就连耕耘都很难，更何况肥力都被周围的树木抽干了，哪里会有收成。第一眼看到这块地时，我眼前立刻跳出两个字来：贫瘠。它就像个病人，还是个吃什么都不长肉的绝症病人。
可是父亲没有在意这些，就像他对我们的唉声叹气没有在意一样。
有了地，父亲一下子年轻了。每天早上天不亮就从炕上爬起来，喝口水，拿上一副手套（这是那时父亲唯一和村里人劳动不一样的），扛着他先天磨了再磨，试了再试的锄头出发了。父亲和锄头是有感情的，我到现在都这样认为。你看，那把从爷爷手里传下来的红椿木把锄头在父亲微躬的身体前方上下翻飞，嚯嚯有声。每一锄头下去，深足有十寸，宽也有三寸，“噗”的一声钻进土里，连那背也陷进去三五公分。父亲双臂一使力，往上一抬锄把，前腿使劲蹬，后腿用力弓，向后一拽，小斗一样大小的土块连同杂草野花一齐翻起。父亲又反转锄头，用锄背一阵敲打，把那些大土圪敲得粉面粉面的。再把土里的草根一节一节捡拾干净，堆在地头沤肥，或者等晒干了当柴烧。据父亲说如果不拾净草根，那它们挪个窝又会发芽吐绿，蔓得这里那里的，越难收拾。特别是打碗碗花，即使在太阳底下晒个十天半月的，也能沾泥就活。父亲的话一点不虚，我就曾亲眼见过这种花裸露地面的乳白色根和根上旺盛的茎叶。
没用七八天时间父亲就把二亩多地深挖了一遍，捡净了草根，彻底消除了“内忧”。接下来父亲就该解决“边患”了。
父亲恨地头的树和树根远远大于粮仓里的麦牛和仓下的硕鼠。他觉得树根最阴毒，玩的是釜底抽薪的狠招，这样即使辛苦一年也许连粮食的影子都见不着。于是父亲在平整了那片地后便对那些地下侵略者痛下杀手了。父亲先用锄头刨开了树下的土，露出树根，再向手心里吐两口唾沫，两手一搓，握紧砍斧，抡圆了，向着那些盘曲扭结的孽根就是一斧，并伴着一声低低的“嗨”，一条树根应声而断。那断裂时清脆的声音大大激励了父亲，于是又一砍斧更有力地抡起来，落下去。父亲就这样刨一会儿土，砍几下树根，一撅头又一撅头上来，一砍斧又一砍斧下去，足足干了三天。
经过一番刨根、断脉之后，父亲终于为他的粮食扫清了路障，快乐得像个得胜的英雄。父亲可以歇一口气了。
我现在常想，父亲一定是在深夜的熟睡中受了粮食的召唤与鼓舞，是粮食的金黄激发了他内心的虔诚，不然平日里连一棵小树苗都舍不得拔掉的他怎么这样狠心大刀阔斧地为小麦、玉米、大豆们开疆拓土大动干戈呢？
看着眼前平平展展软软绵绵的一块地，父亲的眼角眉梢出现了难见的舒坦。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吐出的烟雾在面前缭绕，上升，一粒粒粮食在烟火中发光，舞蹈，上升。
一切准备就绪后，父亲掐着指头推算农时。提前半个月买了上好的麦种和专用肥料准备着，在白露后第一天一大早种下去。是村里二娃的拖拉机播的种子，播撒均匀，地面平光，连边边沿沿、角角落落都没落下，一齐播了种。种完地的父亲不知为何久久不肯离开，若有所失地站在地埂上向另一头望，眼里像生了钩子，深深地扎进地里，在地下游走着，搜索着。
有了上好的种子，又有上好的土壤、肥料，雨水又适时，父亲的二亩多麦子长势喜人，村里人见人爱，不住在父亲面前夸。父亲只是笑，那笑容挂在脸上，半天也下不来。
麦子黄了，联合收割机进入地里，一根烟没抽完，麦子就被收到一大片油布上。唯一剩下地头高坎塄下的一小片，父亲说什么也不让收，而且很坚决地告诉收割机师傅说，钱不少你一分，但这些麦不割，太绿了。农历五月的太阳能烤焦大地，收回去的麦子用不了三两天便被晒干，入屯。屯是用红砖砌的，就在父亲的炕边，紧挨着父亲睡的上炕。每晚父亲都睡得很香，母亲笑骂说麦子在父亲的梦里等着呢。
地头的麦子还没收呢，母亲已三番五次地催了，可父亲不急。虽然每天都胳膊下夹着那张使了多半辈子的桑木镰去地头上转悠，三五天下来没收回一棵麦子，每次回来都说还没黄好哩，再等一天。这可急坏了母亲，要亲自去看，父亲便站在院里大骂，说现在收只能收个绿水泡，黄一天有一天的事哩，瞎急什么！母亲就赌气不再说话。父亲的农时和麦子的农时一样准，不容人错算一天。
终于可以收了，父亲拉上架子车出发了，车鹰架上盘着长绳，挂着那把老木镰。仅仅一个小时，父亲就乐呵呵的拉着他的黄透了的麦子回来了。剩下的麦子不多，父亲很快就把它摊开，头对头，晒在场中心。一个中午，父亲不断地翻弄那些麦子。母亲看了，远远的骂了声“福烧得很”就回屋了。
刚到两点，父亲就催着母亲做饭，三点钟一放下碗筷就操起连枷直奔麦场。他把那些摊放得整整齐齐的麦子狠狠地从东头捶打到西头，又从西头捶打到东头。连枷重重的砸在麦子上，立刻反弹起来，有十公分高，抓住机会父亲又一次抡起连枷，从右前方用力地甩下去。麦子一定知道，父亲正卯足了劲给它们松绑，所以每一连枷下去，麦粒就会兴高采烈地跳起，形成一朵又一朵黄色的火焰，那样耀眼。
母亲洗涮完了就来帮忙，她知道她要不在旁边唠叨着，这点活父亲干到月亮上来也干不完。
父亲在前边一遍一遍地敲打那些麦子，母亲就跟在后面一扫帚一扫帚地扫。看着圆滚滚的麦粒在麦草杆下铺了一层，母亲就劝父亲：行了，差不多就行了。可父亲一声不吭，照样抡他的连枷。也许是父亲太过用力，也许是母亲的话让父亲憋了一口闷气，父亲竟放了一个响屁——就在一弯腰子，一撅屁股，用力把连枷甩出去的时候，连临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的。母亲的脸一下子通红，低声骂父亲道，看把人挣死了，非要出这牛力，一辈子力没出完。父亲也不急，反而慢吞吞地说，少见多怪，人吃五谷，五谷都没个声响了。父亲的话说得很大声，像是说给母亲，又像是说给旁人，一出口立刻引来临场堂哥嫂的笑声，母亲也低着头笑。他和父亲生活了大半辈子，这还是头一回听父亲说出了这么有意思的话。
在父亲的心里，粮食是有声音的，在我们看来这是多么奇妙而富有诗意的想象啊。可父亲不是诗人，他只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虽然他曾经在外地工作了二十多年，但他的心里从来没有和粮食、土地产生过距离。每年的收种父亲都一定会从外地赶回来，名义上是休他的探亲假，可实际上对父亲来说是耕种节、收获节。每一回父亲都那样兴奋，他种惯的老地，他拉惯的老架子车，他使惯的老锄头、老镰、老连枷、老扫帚在等着他，等着和他亲近。我常常想，也许在父亲心底里，他要回家探视的不仅是爷爷、奶奶、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也有土地、粮食和农具，因为这些可都是他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