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吉大婶家的小卖铺
作者：赵琳
达布察克镇集市还未开张的时候，我童年关于商品的记忆大多来自于牧区的小卖铺。
小卖铺的主人叫“阿吉大婶”，除了我们家以外,她家是在达布察克镇牧区为数不多的汉族家庭。阿吉大婶长得像蒙古人，黑黝黝的皮肤，微微垂下的眼皮露出一双明亮的眼睛。她最爱扎两根黑乎乎的辫子，以至从厨房出来的时候，辫子像沾了油烟的麻花，黝黑发亮。走路甩着辫子，骑马甩着辫子，打骂儿子虎宝也甩着辫子。
达布察克镇，这个在地图上小到忽略不计的区域，只有在旗地图上才能找到的微小之处，从我记事起，仿佛成为心中最遥远和最向往的地方。对于未出过远门的我，对镇子里的一切都充满好奇。祖父有时一月、有时两月会骑马去一趟达布察克镇的商店，买来需要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很多时候，也会买一些糖果以及陕西的红枣、苹果。他早上趁着雪夜的月光骑马出门，也在星空悬挂屋檐的时候进门。他出去的一天，于我而言，像是在地球上转了一圈，我睡着醒来后都看不到人影，只听见豆豆的叫声。第二天，我看到枕边糖果时，祖父已经出门牧羊去了。
自从阿吉大婶带着儿子来到牧区，她带来的小卖铺，满足了一个少年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一间移动的毡房似乎用了很久，风吹日晒的痕迹清晰可见；小卖铺的单面铁皮柜台，可以自由组装；还有一匹健硕的黑马，比牧场所有的马都健硕，像是浑身充满劲……阿吉大婶来的那天，她家围满了人。男人们帮忙搬东西组装毡房，女人们帮忙烧火做饭，一群孩子在不远处的草甸上逗着我家那只胆小的花斑狗豆豆。
傍晚时，她给每个孩子发一把糖果，令我欣喜的是阿吉大婶的糖果和祖父从达布察克镇带回的糖果一样颜色，一样甜蜜。她发了很多，比祖父每次给我的都多，出于这个陌生女人的大方，我亲切地叫她“阿吉大婶”。
我经常到她家买柴米油盐之类的生活品，觉得她对我比别的孩子要好，每次都会给我一把糖果，这是牧区别的孩子没有的福利，为此我的小棉袄里整天装着一把糖果，引得其他孩子围着我团团转。她还会在我临走出门时不断叮嘱我把醋拿好，不要磕碎瓶子。
阿吉大婶的儿子虎宝和我年纪相仿，我们很快成为最好的朋友。有一天，我和他去草甸捉老鼠，两人在草甸寻找了很多洞穴，不见老鼠踪迹。虎宝疲倦地躺在草地上，我带着豆豆在河里洗澡，狗的鼻子很灵，豆豆很快冲着一处洞穴狂吠起来，我意识到里面肯定有草原鼠。但是，无论我们怎么掏洞、灌水，它就是不出来。无奈之下，我给虎宝说老鼠喜欢吃鸡蛋，你去你家把鸡蛋拿来，一定可以捉到它。牧区人不养鸡，鸡蛋是阿吉大婶托人从陕西带来的，因为路途遥远，鸡蛋翻越了无数山河才到牧区，比金子都稀奇可贵。
没想到虎宝一次拿来十几颗，揣在衣服里面，也许跑得快的原因，有两颗已经烂在衣服兜里，鸡蛋清顺着衣服角滴在草地上，豆豆舔舐得比蛋清下坠的速度还快。那天，我们一直打碎鸡蛋引诱草原鼠出洞，天色渐暗，无功而返。回家后，虎宝因偷鸡蛋被阿吉大婶打得屁股青肿，我作为始作俑者心存愧疚，很仗义地偷了祖父放在木箱里的零花钱要去买东西看望他。当然，这钱被阿吉大婶最后还给祖父了，祖父也从未问过这件事。
童年时，我在阿吉大婶的小卖铺认识了苏打粉和洗衣粉，认识了零散的物件：发卡、皮筋、洋钉……认识了一台摆放了几年、灰尘一遍遍布满又被一遍遍擦拭干净的收音机。这台收音机从放进阿吉大婶家，到阿吉大婶搬离达布察克镇牧区时也没有卖出去。牧人经常随水草而居，没有固定电源，一家人仅仅把多余的蓄电池用在手电和钟表上，手电夜间照明，钟表指示时间，至于收音机——这种城市的洋玩意，没人觉得它是有用之物。
九岁时，我跟随父母去陕西榆林读书，放假回牧区时，阿吉大婶一家已经搬走了。我一个人望着牧区绵延曲折的道路，猜想阿吉大婶一家和来的时候一样，被三辆马车从达布察克镇方向拉来，又被三辆马车轻轻地拉走。他们走得很轻，没有压弯牧区的任何一株草，像是风从达布察克镇而来，又回到原点，未留任何音讯。
阿吉大婶在牧区生活了六年，因为小卖铺被牧区的人记住她的模样，她的豪爽大方和一对油亮的辫子。搬家前夕人们为阿吉大婶一家宰羊送行，祝愿她能够在另一个地方生活得更好。
其实，在阿吉大婶离开牧区的两三年间，牧区就出现了好几家和阿吉大婶家一样的小卖铺，有人经营不善而离开，有人重新开张而暂居于此；但我每次回牧区，总会想起阿吉大婶家的小卖铺。
刊于《草原》2019年第5期
作者简介
赵琳，出生于1995年。甘肃陇南人。有作品在《中国作家》《诗刊》《星星》《草堂》《北京文学》《草原》《飞天》等刊物发表。获第九届“包商银行杯”一等奖、第三届“诗探索·春泥诗歌奖”提名奖、第六届野草文学奖、第35第36届全国大学生樱花诗歌奖等奖项。
来源：《草原》
作者：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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