嘹亮的命运

 
一
 
命运的壳里，定然包裹着悲和喜两粒硬核。像白天和黑夜的交错，像热闹与寂静的轮换。
夜色像墨一样泼洒下来，在位于兴国城郊的一座农庄里，一场热气腾腾的自由谈话渐渐清冷了下来。“再见，再见，这位美女作家就放心地交给我吧。”谢立华的语气中几乎无时不弹射出幽默和调侃的意味。他驾驶一辆高而宽敞的越野车，载着我穿过天幕下的暗色，去往灯火通明的县城主街道。那里，有他的家，也有他借以谋生的婚庆公司。
温暖而欢喜的光从店面的玻璃门往外透出来，我抬起头，看见一行红底的黑体大字：“家有喜事喜洋洋，就找兴国光头强。”回头再看，谢立华的光头在夜色中浑圆而锃亮。这个1973年出生的中年汉子，已经告别了需要理发的时光，他干脆用“兴国光头强”做了自己的艺名。
当我为着寻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兴国山歌的传承路径，专程来到兴国县文化馆时，馆长肖远明不假思索，就将谢立华推到我面前，说：“他们一家祖辈三四代，都是兴国山歌的传承人。”
山歌，是需要土壤的。山歌选中了兴国县，也是有来由的。赣南自古群山逶迤，林木森郁。秦末时期，因为阿房宫的建造，一群又一群伐木工自北向南，来到兴国县的崇山峻岭之间。他们在那里落下脚来，伐木、喊号子、对歌，对出了兴国山歌的雏形。
后来，战乱、饥荒或官宦家族遭遇困境，迫使大量中原人向南迁徙，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衣冠南渡。其间木客的号子、中原的民谣、当地的歌吟水乳交融，并不断改造演化，最终造就了风格独特的兴国山歌。
200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兴国山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其中，生长着一代又一代传承人悲欣交集的故事。
谢立华搬出一摞旧相片，一张一张地翻给我看。照片记录着他的父亲谢文棱一生中沉浸于山歌的高光时刻。从青年到老年，从黑白照片到彩色照片，他一个人，或领着儿女、孙儿女参加山歌大赛，父女赛歌，三代联唱……其中一张看起来年代非常久远了，那是他和山歌大王曾子贞对歌的场景。身后是石灰剥落的土坯房，四周是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他敲着小锣，纵情地唱着，因为笑得太过开怀，以至于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连曾子贞也禁不住为他打着拍子。那些使劲往他们身边挤的男女老幼，表情尽皆沉醉。
“可惜了，奶奶没留下照片。”谢立华八岁时，奶奶去世。那时候他还意识不到，山歌的种子，已经在他的命里扎下了根。
这是一个兴国山歌的世家，一个家族几代人与山歌的关联需要慢慢地捋。这当儿，谢立华掏出了手机，给在街对面另一间门脸看店的妻子打了电话，叫她过来泡茶。没过多久，妻子端来一盘切成小块的哈密瓜。她在旁边笑容可掬地坐下来，身材略胖，穿着一件显得过于艳丽的红衣，是众人堆里很难被区分出来的普通妇女样貌。这多少有些出乎我对于一个“明星”妻子的设想，但我又分明感觉到了他们之间的和谐与默契，以及她对他的欣赏与懂得。在他对某件事的时间节点等问题陷入艰难的回忆时，每每总是她，及时地将微弱的油灯拨亮。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长相平凡的女人，恰恰是谢立华的命运从悲剧翻转为喜剧的关键人物。
记忆在冻土中拱动，如笋尖儿不断地冒出头来。故事很多，也很长，只能拣重点的说。将崇贤乡崇贤村的时间坐标，往前推移七十年，一幕以兴国山歌为载体的轻喜剧宿命般地开场了。
 
二
 
时值圩日，一位名叫舍得婆的兴国乡村妇女来到了人流如织的圩场上。她寻了一个落脚地放下针线篮，一边纳鞋底，一边吆喝售卖，以换取些日常的用度。那时她正当壮年，能说会唱的名声已传遍了乡村大地。一个喝过几两酒的中年男人带着一丝兴奋的醉意走了过来，在心里，他不服气她很久了。
那年头，乡村会唱山歌的人太多，他们热衷于对歌、赛歌，以歌劝诫、以歌结盟，甚至，以歌打赌。这个自诩高明的男人，无论如何也不相信，那个没念过书的农村妇女能唱得过自己。这一次，他不惜押上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作为赌注：“舍得婆，你有只赖子（客家话，意为男孩子），我有只妹子，你要是唱得过我，我就送只妹子给你做儿媳。”寡妇家贫，丈夫当红军再没归来，娶亲原本并非易事。她登时喜出望外，爽快地应战了：“来哇。”一场斗歌在众人夹杂着好奇的围观中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他们从天上飞的，斗到地上爬的，水中游的，又斗到生活的经验，处事的道理……斗着斗着，他渐渐词穷，力不从心，甘拜了下风。
酒后的打赌亦作数，乡村自有乡村遵循的规则。没有人将那场斗歌视作一个荒诞不经的玩笑，两家人正儿八经坐下来商议之后，一场婚礼在崇贤村如期举行。新郎是谢立华的父亲，新娘自然是他的母亲。他那个名叫舍得婆的奶奶，因为唱山歌赢得了一个儿媳妇，又在十里八乡博取了一次能干的好名声。在人们眼中，她分明就是一个山歌明星。
山歌在一个家族写下基因，遗传密码终将毫无悬念地层层揭示。
谢立华的父亲谢文棱开始在山歌的舞台上显山露水，是在土改时期。宣传队选中了他，在田间地头，他敲着小锣，唱宣传鼓劲的山歌、逗人发笑的山歌，或者，吸引干农活的人与他对歌，轻轻松松就可以得到满工分。以至于这一生，他再也无法回到繁重的生产劳动中去。他没有多少文化，却能将最朴素的民间文学智慧发挥到极致。他可以看见什么唱什么，拿起什么唱什么。双关、比喻、夸张、拟人、拟物、反讽，无所不用，鲜活而生动。在庙会，在山歌大会，在乡村红白喜事中，和他的母亲相比，谢文棱俨然是一个更加备受瞩目的山歌明星。
时代为一个山歌明星的生涯种下了太多的因果。谢文棱唱着山歌挣来了全村第一口压水井，第一辆永久牌单车，他还领着子孙三代同台参加山歌擂台赛，赢得了永久的家族荣耀。他的女儿谢观莲，现在是兴国山歌的省级传承人。一切都顺着山歌这条线路奔跑和前行着，然而一个除了唱山歌，几乎别无长技的人，又无可避免地为家庭埋下诸多痛苦的种子。
时至今日，谢文棱已经辞世。在谢立华的口中，可以准确又不乏幽默地形容父亲的话语仍是这两句——“中毒了”“走上了山歌的不归路”。
谢立华记得，三哥结婚大喜之日，天刚透亮，父亲便毫不犹豫地迈出家门，要去县城唱山歌。谢立华拦住了他：“这么大的事，家里得有个主人。”然而换来的却是一顿臭骂，还有要将儿子赶出家门的威胁。山歌，是谢文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像一个上了瘾的酒徒，他已经无法离开山歌了。只要有人请他唱，无论有钱没钱，他必风雨无阻。最终，是十六岁的谢立华以一个主人的姿态，将这场婚事张罗了下来。
日子一程一程地往前赶，渐渐地，山歌宣传队已无用武之地，父亲再难靠唱山歌获得报酬。坏事又接二连三地来：父亲患上气管炎，承包的农机场设备被偷，欠下了两千多元债务。他们一家人的生活，走到了一落千丈的窘境。于是，当谢文棱在生命的最后年月患上白内障时，家里已经穷到无力为之医治。
这多么像一个魔咒，他们家，一代又一代，似乎谁也逃不脱山歌种下的蛊。
因着山歌，这个夜晚，我们长时间的对话从不显枯燥乏味。谢立华总是那么喜欢自我调侃，对命运极尽嘲弄。他不时夹一句山歌，边说边唱，露出夸张的活灵活现的神情，仿佛随时都准备向生活交出一个玩笑。
自嘲的背后，如何不是命运加诸于他身上的万般辛酸？
 
三
 
谢立华一家的命运起伏，正对应着兴国山歌的兴盛衰落。
是的，谢立华终究也没能挣断山歌的“紧箍咒”。为着生计，十三岁，他就被送去兴国山歌剧团学唱山歌。就在那一年，父亲认认真真地教他唱会第一首山歌。然后是考试，培训，别人怎么也学不好的东西，他一张口就会了。
十七岁那年，父亲接下了普法宣传的山歌创作任务，从没写过山歌的谢立华，一口气写了二十一首。是有如神助，还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自己也说不清。一万多字的作品，司法局只改动了十一个字，两千块钱赚到了手。
那真是一段充满劲头的甜味生活。他在剧团唱歌，最初当学员时，工资是三十元一个月，很快实行多劳多得制，他成为台柱子，工资迅速涨到了三四百元。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小县城，是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
只可惜，这样的时光太过短暂，短得像一个还没做够的春梦。按劳取酬渐渐无法兑现，他感到了失望，而外面的世界又那么精彩。
人间似乎一下子就变了模样，港台的流行歌曲、摇滚乐、蝙蝠衫、喇叭裤像一阵飓风，刮遍了大江南北。多年来一直质朴单纯的客家县兴国，也没有例外地被流行风撞了一下腰。改革开放的浪潮袭来，年轻人像候鸟一般成群结队地飞出小地方，在通往大城市的道路上扇动着渴望的翅膀，高歌猛进。谢立华毫不犹豫地冲向了那个大世界。
1991年，谢立华跟随同乡去厦门打工。一个漫无目的又缺乏捕猎技能的猎手，并没有那么轻易获取猎物。有两个月，他都没找到事做。好不容易进厂上了流水线，才做半年，又传来三哥在广东河源被石头砸死的噩耗。他只得返乡，安顿好一切。再一次离开兴国时，他心里开始有了一个目标：以一己之长，博遍地流金。
广东，是一个流动人口最多，最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的地方。如今想来，今天的谢立华对山歌进行的诸多创造性改编，自然也缘于闯荡江湖那些年所经历和接受的。在一个民间组织的歌舞团里，他重操了歌唱之职。他的嗓子眼里好像系着一只小铃铛，《护花使者》《一生何求》……流行什么唱什么，观众喜欢什么唱什么。
三年的随团演出经验积累之后，他创建了自己的歌舞团。那时候，正值兴国剧团没有拨款，难以为继，他几乎把整个剧团的人都带出去了。“我当了五年团长，那时候真是人生得意哟，赚钱像捞水草一样容易，吃香的喝辣的。”谢立华想起那段风光的日子，仍觉快意无比。
山歌，却永远是如影随形的，在命里，在骨子里，在血液里，在每一次寻找乡音和知己的对话与歌声中。
外出打工的兴国人，听说老家的人来演出，都围了过来。方言和山歌成了他们确认彼此的最佳媒介：“有兴国的老乡吗？”“有！”“唱支山歌给你听要不要啊？”“要！”他披着明星般的光环，享受着观众的尖叫和掌声，愈发挥洒自如，即兴编唱。想来，那应该是最早将山歌与流行音乐结合的尝试了。从台下热切的目光中，他分明看到了观众的接纳与认可，即使那并不是一个兴国人。五年，几乎日进斗金，也挥金如土，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啊。
可惜好运没有一直青睐于他。2003年，一场来势汹汹的非典疫情，改变了太多人的生活轨迹。先是歌舞团解散，然后是离婚。仿佛有一双无形的巨手，将他的命运一下翻转了过来。关于那段失败的婚姻，谢立华不愿回顾。舞台上的明星褪下了众人瞩目的光环，像一只落败的公鸡灰溜溜地蛰伏下来。
喜剧唱成悲剧，生活跌入谷底，一个只剩麻木不仁、自暴自弃的浪子，爱上了酗酒、疯玩，将挣下的积蓄挥霍一空，直到如他经常在歌舞团唱的一首歌那样——《一无所有》。
 
四
 
似乎已是穷途末路了。重新回到家乡，谢立华发誓再也不以唱歌为生。他以不无戏谑的口吻自嘲道：“伤心了，不想再进娱乐圈了。家都唱没了，还唱个鬼呀？”那段从风光到不堪的经历，必然隐藏着他难以启齿的破碎和疼痛。
他想起了改行，鬼使神差地找了一家饭店当学徒。用他的话说，是“死胆一副”。跟着师傅学了几天炒菜，恰逢师傅辞职，他就抄起了锅勺当大厨，意欲死心塌地做餐饮。后来，他想着要振作起来，又贷款四万元，自己开起了一家自助餐厅。那时候是2013年，那一年发生的变故，真像戏本里唱的那样，一波三折。
在人生的最低谷，谢立华婉谢了很多人为他介绍对象。因为太穷了，又没有房子，对生活心灰意冷，直到现在这个妻子的出现。他们的结合，依然离不开山歌。那是一个多么热爱山歌的女子哟，她说，自己从小都是听着山歌长大的，洗衣服的时候，河水淙淙，歌声缭绕，那样的情景，一辈子都忘不了。她对谢立华，是发自内心的欣赏与靠近。她死心塌地做他的第一个听众，并给予他一个女人最温柔的掌声和崇拜。
谁也没料到，爱情和幸福来敲门的时候，死神亦悄悄地尾随而至。那些喝过的酒，抽过的烟，还有炒菜吸过的油烟，一齐化身为敌人，向谢立华的身体发起了总攻。肝硬化腹水，医生毫不留情地宣布了“死刑”。他再也舞弄不了锅勺了，躺倒在医院里，用药、等死，肚子肿得和七八个月的孕妇一样高。
他想着，自己死了不要紧，别害了一个好女人。在客家人的观念里，有一种忌讳叫克死丈夫，他不想让她成为这样的“黑寡妇”。妻子来照顾他，他左右不是地赶她走。赶了三天，妻子却遭遇车祸，与他住进了同一家医院，一场以爱为由的驱逐就此消停了。
我将脸转向妻子，看她一脸的平静，似乎从未经历过那场风雨。她说：“我从来没想过离开。咱们一个家，当然要团结。”那种静若泰山的神气里，充满了一个普通女子的气度和力量。事实是，家徒四壁，两个病人，四个孩子，共同生下的小女儿刚刚两岁。如同正在努力寻找出路的困兽，一头跌进了深坑，那时的艰难可想而知。
这时候，他们更小的一儿一女撒娇般地围过来，争相抢食着盘子里的哈密瓜。如何能想到，这一团喜气的一家子，曾熬过了生离死别。
是怎样熬过来的呢？山歌仍然是绕不过的那团火。那段日子，谢立华横下一条向死之心，将所有的痛苦都以山歌表达了出来：“寒风萧萧吹落花，想起往事眼涕下，我名叫作谢立华，突得疾病肝硬化。”“听说肝病蛮难治，几多医生莫办法，几多病佬都等死，当时心肝像刀剐。”“绳索准备三四根，死法想了十几种。”那首山歌长啊，写满整整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妻子还是那个第一读者和听众，每天读到他新写的句子，一次次背过身去泪流满面。他是怎么痊愈的，因为山歌吗？还是上天的恩赐？在一个乡镇卫生院里，所有人都惊异于他创造的并无旁例的奇迹。
出院后，谢立华将病中创作的山歌又续了一个尾，从生病到住院，到医生悉心诊疗，再到合作医疗报销，全都写了进去。那时候家徒四壁，医疗费花了四万多元，若不是合作医疗报销了百分之八十，他们实在无力承担。于是，一个看到过死神模样，又在山歌声中活转过来的人，除了写下对奇迹生还的庆幸，又添上了感恩。
 
五
 
对于歌唱，究竟是爱还是恨，谢立华已经说不清楚。发誓远离，又情不自禁。无论命运如何兜兜转转，山歌，仍然是他最忠实的伙伴。
从最初的“哟喂”，到苏区时期的“哎呀嘞”；从“心肝哥”到“同志哥”；从随意的两句半到齐整的句式；从无韵律到有韵律；兴国山歌一直都在演进和变化中。只是，谢立华发现，出口成章的山歌手越来越少了，人人能唱、现编现唱的情景也一去不复返了。被誉为“田间地头的摇滚”，充满了民间智慧的兴国山歌渐渐淡出了村民的生活，仅仅作为一种艺术表演的形式存在着。
有没有一种方式，让山歌重新在老百姓生活中热门起来？有过商演经验的谢立华第一个想到的是将山歌进行通俗化改编，以适应大众的艺术审美。2012年， 兴国县举办第七届山歌艺术节，他给姐姐谢观莲排了个节目，将山歌编进小品中，并加入流行音乐的元素，不承想山歌和表演都获了一等奖，他也因此成为山歌改编的急先锋。
当我问及将山歌与流行音乐相结合，是对现实的妥协，还是对山歌的背叛时，一直说说笑笑的他，良久沉吟不语。
他们一家唱山歌的辉煌，还保留在照片里。父亲、姐姐、哥哥、侄儿、侄女，他们笑逐颜开的样子，仿佛见证了时代给予山歌的荣光。只是现在，生存成为他的第一要务。尤其是2015年，家中最爱唱山歌的姐姐谢海英因病去世，给了他沉重的一击。照片中的姐姐，红衣蓝裤，正与父亲同台歌唱，朴素而自如。如今，两个人都成了家庭和山歌的故人。
说着说着，他的声音有些哽咽了：“唱山歌的人本就卑微，出不出名都没有太大的意义。”而山歌传承的核却是不能丢的，他的小女儿，从两三岁开始登台，如今已是一名熟练的山歌手了。这似乎是属于一个家族的必然宿命。
“只有想办法推向市场，才能体现出山歌的价值。”他终于艰难地给出了答案。也许，他是对的，让山歌找到受众，让传承人更好地生存，非遗才有了得以传承的路径。毕竟，没有一件事物，不契入时间的发展之轮中。
2020年春天，一场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谢立华的演艺公司不得不停歇下来。不能不交的店租，无法为继的生意，损失之大不言而喻。从“非典”到新冠肺炎，命运似乎总爱无常地捉弄周旋于其中的人。只是一个人曾接近过死亡，便不会再将自己狠狠地摔在地上。“把每一天都看作时间的厚待，认真地过吧。”他说。
从一个MV中，我看见他站在青山上，打着赤膊，露出那个标志性的光头，用木客一般原始的力量和美，唱“打支山歌过横排，横排路上石崖崖”，唱“行了几多石子路，着烂几多禾草鞋”……显然，一个中年汉子已对命运释然并握手言和。
广袤时空下，多少人行进在崎岖的道路上，悲喜交叠。但是我知道，怀抱激情嘹亮歌唱的人，会将路越走越阔。
 
刊于《草原》2020年第11期
 
作者简介
 
朝颜，江西瑞金人，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9届高研班学员。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散文》《美文》《散文选刊》等刊发表作品百万余字，并入选多种年选。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三毛散文奖、孙犁散文奖等奖项。出版散文集《天空下的麦菜岭》《陪审员手记》。
 
来源：草原
作者：朝颜
https://mp.weixin.qq.com/s/yfGm81ewWQirNQOtH-gm9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