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岳散文两篇
作者：王晓岳
（之一） 千年一梦
一
福建是个多山多树多雨多水的省份，水资源相当丰富。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距闽江入海口仅一步之遥的福清市竟然水资源奇缺。
福清缺水缘于地形地貌。鸟瞰福清，形似“灵芝”，龙高半岛就是灵芝的根茎,陆地部分则是“灵芝”的冠盖。冠盖顶部是峰峦叠翠的齐云山脉。这条山脉不仅挡住了大樟溪通过福清流向大海的去路，而且成为闽江和福清之间的一道屏障。福清的陆地部分，纵深极短，只有二三十公里。从齐云山南麓汇聚的雨水，一下子就泄入了大海，没有流域空间，因此，福清境内只有季节性水流，没有源远流长的江河。对此，民谣作了生动的描述:“一场大雨流哗哗，雨过天晴干巴巴”。福清自古以来就没有种植水稻的条件，只能旱作，以种植地瓜为主。由于十年九旱，种地瓜全靠打井抗旱，于是，“千里百担一亩苗”成了广大农民与大自然抗争的传统。“三块地瓜干，一碗盐水汤”就是福清农民真实生活的写照。旧社会时，地处十邑之首的福州人瞧不起福清人，把福清称作“地瓜县”，把福清人叫作“福清呵”。“呵”字乃福州古汉语中的一个形声字，原意是被地瓜片噎住时的神态，后经演变，“福清呵”嬗变为“福清哥”。
“福清哥”为了改变命运，纷纷过台湾下南洋走日本闯美国，几百年间，走出了90万人的华侨大军。这90万侨胞背井离乡的缘由各有不同，而内在原因却十分相似:干旱造成的世代贫穷。
早在唐代天宝年间，福清人民在流经县域的龙江上游，用鹅卵石筑了一座长219米、高3.5米的大坝。这是福建省历史上最早建成的集蓄水、灌溉、排洪、排涝于一体的水利工程。前人给大坝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作“天宝陂”。天宝陂虽能灌溉上万亩土地，然而受益面积却只占福清农田总数的2.3%，这对福清农业来说，仍是杯水车薪。1957年11月至1958年12月，正是“大跃进”年代，福清50多万人民群众夜以继日地苦干了一年，在石竹山下的东张镇建起总库容1.99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但就在这东张水库枢纽工程竣工之时，省里的水利专家却预言这座水库将面临“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境地。专家说，东张水库好比饿汉家中购置了一口硕大的米缸，银钱却捉襟见肘，米缸迟早要见缸底。
1983年，福清县政府对水资源进行“盘点”式普查，结果，人们惊讶地发现，建了东张水库及数千个坝塘之后，全县正常年份缺水量反而多达1.37亿立方米。每遇旱情，通向龙高半岛的水渠就无水可送。每遇大旱，东张水库便无水可蓄。1960年至1983年之间，东张水库数次出现水库见底，龙高半岛屡遭大旱，别说引水灌溉，连人畜饮水都出现了危机。
改革开放之后，福清用十年时间打响“侨牌”，外向型经济的高速发展成就了福清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腾飞:1987年，提前10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半的目标；到1992年时，福清工农业总产值由1987年的1.3亿元跃升为50亿元，创造了“福清速度”。1992年，福清欲借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东风，计划五年内实现第二次腾飞。他们在中央和省市领导的支持下，计划建立全国最大的外商投资区——元洪投资区。在进行项目可行性论证时，却碰到了一个最棘手的问题:该项目建成投产后，每天用水量1.4万吨。当时，把福清的地下水和地表水聚拢在一起，也无法把这个项目“浮”起来。元洪投资区项目被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赞誉为“不是特区的特区”。这是龙头项目，也是福清的希望，怎能让一个“水”字难倒从不认输的“福清哥”呢！
二
1992年10月29日夜晚，时任福清市委书记的练知轩把时任福清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任文兴请到市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从境外调水问题。说是常委扩大会议，但被扩大者只有任文兴一人。议题说是讨论境外调水问题，其实，从境外调水已是唯一选择。因此说，会议的实质是“刘邦拜将”——请任文兴挑起调水工程的大梁。
任文兴当时已59岁，即将退休。练知轩为什么不请别人，偏请任文兴呢？因为任文兴从1980年起就在福清任分管农业的副县长，“缺水”二字对他来说如万箭穿心。更重要的是，任文兴早有调水入融（融乃福清简称）的雄心壮志。1984年至1987年，任文兴曾经请来10多位水利专家，搞过“福清调水工程中长期规划”。由于缺钱，他搞的那个规划被安排在2015年启动，等于束之高阁。对此，任文兴耿耿于怀，颇有“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感慨。练知轩认为，强烈的愿望就是最为可贵的动力。
会上，练知轩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几个常委意见一致，老任你来挑调水工程这个大梁。
任文兴说，我还有一年就退休了，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练说，什么时候干完，什么时候退休，这是工作需要，也是福清人民的愿望。
任问，调水工程需要七八亿元，你有钱吗？
练说，我负责搞钱，你负责调水。
任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你不能让我当光杆司令。
练说，由你点将。
任说，水利局孙子衡要任项目总工程师，还要抽调几位有大禹治水精神的技术干部当助手。
练说，全依你，你和你的人马必须明天走马上任。
任文兴在会上点到的孙子衡，当时已经62岁。这位老大姐祖籍四川，195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土木水利系，毕业后分配在国家水利部下属的中国水电勘测设计院工作，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三年灾害时期（20世纪60年代初），她响应党的“支前支边”号召，与在水利部任职的丈夫陈颂能（清华大学水利系毕业）一起南下福建，在东张水库一干就是几十年。孙子衡是位优秀的高级工程师，她的勘测设计能力受到国家水利部和省水利勘测设计院专家们的高度评价。1984--1987年,在搞引水勘测时，孙子衡就是专家组的一名主要成员。
在练知轩“点将”后，孙子衡再次搬出了水利专家组苦干三年设计的三套从闽江引水方案。
第一、第二套方案，取水口均设在长乐市的地盘上，虽然引水距离相对较近，但长乐市提出的条件是所引之水平分，福清无法接受。
第三套方案，是在闽江南岸乌龙江大桥东侧530米处建筑提水站，此处不仅是福州、闽侯、福清之间的一块“飞地”，而且地质条件、高差条件均十分理想。
三
1992年11月10日，福清市闽江调水工程动员誓师大会在融城华侨影剧院召开。这次大会距福清专题讨论调水工程的常委扩大会议不到两周时间，充分说明练知轩为班长的党委一班人对“水”这种战略资源的渴望和“只争朝夕”的实干精神。
誓师大会主席台两侧的巨幅对联写道:闽江调水千秋功业今始创；踊跃捐款一代义举我当先。开宗明义，誓师大会就是要通过筹款，把民心凝聚起来，把福清人千余年来盼水聚水引水的美梦再次唱响。
我查阅了当时捐款的档案，福清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每人至少捐了一个月的工资:500元—800元；市直机关领导每人普遍捐款1500元—2000元；市五套班子领导身先士卒，每人捐款2000—3000元；乡镇捐款有的10多万元，有的八九十万元；可贵是各农村小学也慷慨解囊，其中多是代课老师从养家糊口的生活费中挤出的捐款，钱虽然不多，但每一分钱都跳跃着一颗盼水入融的拳拳之心。半天时间，首批认捐3000多万元。
这3000万元虽不足闽江调水工程所需经费的1/20，但它却汇聚起全社会的力量，为引水灌渠等配套工程的实施创造了万众一心的社会氛围。
然而，钱是缺不得的，钱不够就搞不了闽江调水工程。练知轩早已把眼光投向了福清爱国爱乡的侨胞身上。福清有一批全国知名的侨领，最为知名者当属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主席林文镜和第一副主席林绍良。在两位林先生的推动下，福清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三个全国第一:全国第一家国家级侨办开发区——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国最大的外商投资区——元洪投资区；全国第一家由华侨在9所中小学设立的助学、奖学、奖教制度。福清牛宅村是林绍良先生的故乡。林绍良先生在牛宅村故居正厅供奉先祖的地方挂了一幅丈二尺幅的国画——邓小平肖像。林绍良亲笔写下题款:“邓小平是我的恩人，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我这一辈子也没有机会回来报效祖国，我是邓小平理论的实践者。”报效祖国、报恩家乡是两位林先生及许多福清侨胞的夙愿。当练知轩组团到东南亚宣传闽江调水工程对于家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时，得到两位林先生及众多侨胞的热烈响应，二位林先生带领侨胞捐资2亿多元人民币。
四
誓师大会之后，任文兴、孙子衡他们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委托省水电厅、省水利勘测设计院撰写闽江调水工程规划和可研报告。1993年8月，通过了专家组可行性论证，并获得省计委批准立项。1994年4月，工程设计方案获得省建委审查通过。此时一期工程所需资金已经筹足，只待国家有关部门发放路条，便可开钻施工了。
省政府将闽江调水工程可行性报告呈送到国家计委，国家计委领导说，七八亿的调水工程，属中央严格控制的重大工程。搞这么大的工程，省一级才有这个能力和实力，县级市怎么搞得了？
练知轩让任文兴和孙子衡到北京找罗西北。
任文兴问，罗西北是谁？
练知轩回答说，罗西北是罗荣桓元帅的儿子，国家计委总顾问，现任总理李鹏在苏联留学时的同班同学。
任文兴说，不认识呀！
练知轩说，活人还能让尿憋死，我不管你认识不认识，只懂得你老人家点子多，拿批文的任务就交给你啦！
任文兴、孙子衡到了北京先找到国家水电部退休了的司长柯历丹，因为几十年的业务关系，已经稔熟，算是老朋友了。当柯历丹得知任文兴他们来北京的意图后说，我认得罗西北，早晨在公园锻炼，天天见到罗西北夫妇。我可以问清楚他们家住在计委宿舍大院几幢几号，但不便带你们上门拜访。
虽然搞到了罗西北的住址，却进不了计委宿舍大院。任文兴急中生智，请在北京工作的一位“福清哥”出主意。这位“福清哥”很热心，带他们认识了与罗西北同住一个大院的计委司长林振兴。林振兴告诉他们，罗西北周一到周五不见客，你们周六上午9点钟来，我接你们进大院，你们自己去找罗总。
周六9点，他们提着5斤活蟳和2斤大红袍茶叶准时敲开了罗西北的家门，罗夫人开门问清两人来由后对罗总说，福建来人啦！
罗西北满头白发，面目慈祥，十分谦和地询问他们的来意。
任文兴说，福州边上有个福清市，是大华侨林绍良、林文镜的故乡。他们在家乡投资，搞了全国有名的经济开发区，但遇到了瓶颈，就是极度缺水。两位大华侨爱国爱乡，带领侨胞捐资2亿多元为家乡办调水工程，省里报到国家计委，国家计委说，福清庙小，不能办这么大的工程。
罗西北听后“哦”了一声，缓缓地说，“林绍良的三林集团是世界第六大财团，能有此种爱国爱乡壮举，难能可贵！”
俄顷，罗西北十分干脆地嘱咐道，“材料留下，你们下周一8点50分到我办公室来。”
“进不去咋办？”
罗西北在自己的名片后写道：“门卫同志，请准予福建来的两位客人到我办公室来。”
之后，他老人家又果决地说，礼物拿回去，心意领了，不然的话，就别怪我周一把你们拒之门外。
周一，当任文兴、孙子衡再次见到罗西北时，罗西北像见到老朋友般热情。当任、孙二人落座后，罗西北说，委里（指国家计委）委托我去福清考察你们的调水工程。
听得此话，任、孙二人竟有些不敢相信，急忙问道，这是真的？
罗西北微笑着点头回答，哪会有戏言！
没几天，罗西北就率领国家计委有关司长等14人到了福清，一路走一路看，看得很细，不仅从航拍图上查看调水口位置和引水隧道走向，还到实地一一核查。在考察灌渠布局时，罗西北一行跑遍了龙高半岛的乡镇和村落。
在考察座谈会上，罗西北说，闽江调水工程是一个造福子孙万代的民生工程，不光惠及福清，而且惠及平潭。“福清哥”和近百万侨胞的千年梦如能由你们这代人圆了，不是千秋功业吗！这么好的事我也想参加，当这个工程的顾问，不知你们欢迎不？
因为罗西北坚持轻车简从，考察时不让福建省和福州市领导陪同，所以，会议室里最大的地方官员就是练知轩了。听了罗西北热情洋溢的一席话，练知轩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带头起立鞠躬致谢，会议室里一片掌声。
根据罗西北的建议，国家计委在呈报国务院的闽江调水工程报告中，把工程改称为“老乡工程”，意在强调这是爱国爱乡侨胞兴办的水利工程。国务院很快就批准了这项全国少有的“小庙坐大神”的工程，李鹏总理签了字。国家计委副主任李荣融亲自来到福建，为工程落实“三材问题”，并带来了朱镕基副总理批给的1.8亿元工程拨款。省委、省政府把这项“老乡工程”列入省十大重点工程，批给工程贷款2500万元，奖励这项民生工程600万元，并指定省计委副主任郭其超负责协调工程施工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五
1993年8月10日，闽江调水工程动工典礼在梓南掘进口隆重举行，时任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原福州市长、时任省政协副主席的金能筹，以及爱国侨领林绍良、林文镜先生出席了试开工典礼。
闽江调水工程从开工到2003年8月完工，历时8年零8个月，比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还长8个月，主要建设项目包括取水工程（含取水泵站工程、取水头部工程、取水管道工程），输水工程（含23.17公里的输水干线和全长30.7公里的龙高输水支线），以及净配水工程（含日净水四五万吨的刘下、龙田、北林2个净水厂）等三个大项。其中前两个大项又分为41个标段286个单元，由23支施工队伍同时施工。在输水工程中，从闽侯峡南至福清阳下直径4米、长度21.11公里的主干线隧道，是工程的重中之重，施工难度和监理的复杂性非同一般。
位于地表以下77米的樟南隧道遭遇过每小时300多立方米的大突水和由于地质破碎引起的大面积塌方；螺路隧道掘进中碰到了罕见的42℃高温地带，施工人员好似钻进火焰山中，不到10分钟就会脱水；青圃隧道碰到深绿色特坚巨石地带，石坚如铁，经反复爆破，一天才能掘进几尺。闽江调水指挥部特聘南京水利科学院的8位教授、高级工程师担任工程监理和技术顾问，在他们的指导下，诸多重大难题一一得到化解。
地下工程最要紧的是质量问题，一旦出现“豆腐渣”工程，百年大计将毁于一旦。为了确保质量，闽江调水指挥部请省市有关部门专家组成工程招标委员会，并建立起资质核查、等级核查、队伍核查三种机制。在三轮公开竞标中，从99个投标工程队中筛选出隧道局、中铁四局、中铁五局、中水八局、中水四局等优秀施工队伍，他们均是久经沙场的“国家队”。与此同时，闽江调水指挥部还聘请了省质检中心对工程各个阶段进行质量验收。
有了这些措施，工程质量应该万无一失了吧？实则不然，如果稍不留心，就会塌方死人；每天爆破，如有一处不合格，也就直接影响后续的喷锚、衬砌和底部找平工作。因此，一天也马虎不得，一时也马虎不得。闽江调水工程指挥部决定实行篮球比赛中的“盯人战术”，成立了以高工孙子衡为首的施工组，以吴亦乐工程师为首的机电组，以刘正美为组长的后勤组。整个工程由23支施工队伍同时在40多个工作面展开施工，在监理单位层层把关下，孙子衡一组人马承担起各标段每天每时的施工监理工作。孙子衡每天带领施工组的几位技术人员从斜井爬到距地面70多米的地下隧道中，早8点钟下去，下午5点钟上来，一天9个小时闷在隧道之中。冬天，隧道里温度依然很高，一进隧道就得脱去棉衣；夏天，隧道中如同蒸炉，进去一会全身便被汗水浸透；春夏秋冬天天一身汗，工作服上天天是一身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8年没陪家人过一个春节。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一个年过6旬的女同志，能够在3160天中天天和工人们在一起摸爬滚打，能够默默无闻、任劳任怨，这是何等了不起的奉献精神啊！
采访83岁高龄的孙子衡老大姐时，我问她，您的这股劲头是哪里来的？怎么能够坚持8年如一日呢？
老大姐笑笑，平静地说道，我们这一代人都这样，任文兴不是也8年没陪家人过一个年吗！她信手拈来，举了一个例子：
峡南提水站29孔桩下桩，工程队选在除夕施工。他们以为，除夕夜下桩，指挥部必定放松监理。下桩时偷工减料，每孔钢筋长度少1米多。他们不经验收便急急忙忙地在桩孔中灌上了水泥砂浆。接到南京水利院监理李弘的电话汇报后，在除夕夜的鞭炮声中，任文兴从海口工地赶到提水站工地，严词责令要求这个施工队全部返工。
1998年末，闽江调水工程通过省质检中心验收，286个单元全部合格，其中61个单元获优。工程计划投资5亿多，实际花费4.7亿元。这在大型工程普遍超预算的情况下，不能不说又是一个奇迹。闽江引水工程投入使用后，每天可抽水80万方，一年达近3亿方，极大地改善了福清缺水的状态！
轰轰烈烈的闽江调水工程已经成为历史，昔日的闽江调水指挥部如今已更名为闽江调水管理中心，其功能已由施工管理变为工程维护和调配水管理。我采访过闽江调水管理中心领导、有关科室领导以及峡南泵站领导，闽江调水对于福清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他们如数家珍。他们众口一词地说，没有闽江调水，福清市不可能由一个经济落后的地瓜县一跃成为主要经济指标位居全省先进县市前列的新星。同时，他们对福清史料中只有闽江调水工程数字的记录，却不见人的精神的记载深感遗憾。因此，他们对于闽江调水艰苦岁月中的故事渴望全方位知晓，希望笔者能真实地记下那段历史，以及创造那段历史的英雄们。
送我回酒店的司机师傅说，我们福清的老百姓饮水思源，不会忘记练书记，他是闽江调水第一功臣；也不会忘记老县长任文兴和孙子衡总工，他们都是闽江调水的大功臣。
群众的赞誉是最好的奖赏。练知轩、任文兴、孙子衡等人抱着一腔热血搞闽江调水工程，本不是为名为利，更不是为了成为创造历史的英雄，如今，却意外发现群众送给他们一个称号：“闽江调水功臣”，这让他们感到无比的欣慰和满足。
采访结束时，任文兴和孙子衡都自豪地说，能干成闽江调水这件大事，此生足矣！
如今，新一代的“闽江调水人”在前辈们精神鼓舞下，正合力投入江阴支线、元洪支线和龙高支线二期工程建设中。在福清市委、市政府领导下，他们将闽江调水一期工程延伸到各个乡镇，为福清市经济在更高层次上的科学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争取更大的辉煌。
（之二） 下南洋
自汉以降的2000多年间，闽中的莆田经历了沧海变桑田和桑田化沧海的山乡巨变。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曾经创造了人间乐园，然而，在历史狂涛的冲击下，他们不得不加入中国东南沿海的移民大军，一批又一批、一代继一代地去往今天的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等地，国人称之为下南洋，福建广东一带也称作“过番”。它和中国历史上曾经口口相传的闯关东、走西口一样，是中华民族长久传袭的历史记忆。
莆田市背山面海，山是壶公山，海曰兴化湾。木兰溪、延寿溪、萩芦溪三条大江自壶公山奔流而下。莆田市的涵江区就坐落于三江出海口处，人口43万，而散居于南洋各国及世界各地的侨胞竟多达80余万。这里曾是莆田人下南洋的登船之地，更是追寻南洋华人足迹的一条捷径。哲学家说，一滴水可以透视太阳。本文之所以解读涵江、正是期望从涵江人下南洋的历史脉络中窥见南洋华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存状态。
一
莆田之名原为蒲田。蒲乃芦苇别称，蒲田实为苇草漫生之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在这种沧凉幽缈的时空中，只有少数土著与苍青的芦苇、浸人的寒气为伍。西晋末年，北方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挥戈南下，入主中原，当地衣冠世族为避祸乱，举族南迁，最终选择了蒲田作为安身立命之地。逃命中的“筚路蓝缕”把锦衣玉食的豪门贵族改造成了 “以启山林”的劳动者。他们先是围海造田，后又修筑了“延寿陂”，涵水浇灌盐碱地，把蒲荡改造为田畴，开辟了兴化莆阳的“北洋”阡陌；继而又修建了“木兰陂”，使壶公山东北麓的“南洋”化为膏腴之地。“围海作田三季熟，堵溪成库四时宜”，正是这沧海桑田的写照。蛮荒之地变成了鱼米之乡，蒲田的“蒲”字自然去掉了“三点水”。三江入海处的古镇也因“筑陂涵水”而得名涵江。
唐末黄巢之乱，再次逼得士大夫们随着难民大军仓皇南逃，罗隐、韩渥、王涤、王标、杨赞图、崔道融、傅归懿等著名诗人先后来到莆田，寄居于莆田籍诗人黄滔家中，莆田及涵江再次成为世外桃源。至宋代，涵江陆上已有石砌驿道与省城相连，海上则北联福州，南通泉厦，成为东南沿海重要的商港，商肆的繁华非同一般，故此，涵江的江口古港雅称“迎仙市”。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当年路过迎仙市的迎仙桥时，被涵江青峰如屏、岚气带香的山川形胜所打动，遂沿溪溯流而上，登临涵江的浃漈山，拜访了结庐著书的宋史大家郑樵。这段故事成为点缀唐宋时期邹鲁之邦——莆田、涵江风清人和、诗礼传家的一段佳话。
终于有一天，倭冠带来的灾难打破了涵江诗意画意般的安宁。倭祸自明朝肇始，历时200多年。福建、浙江、山东沿海诸郡屡受其害。涵江地处频海，古港富庶，自是倭寇常袭之地，受害尤烈。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倭寇决涵江海堤，万亩良田毁于一旦。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倭寇陷兴化府城（今莆田市），屠城数日。据《莆田县志》记载，此次倭患，莆田898户惨遭灭顶之灾， 22961人罹难。为避倭祸，莆田埭头镇的鹅头村和涵江古港的所有乡村“户户男丁皆下南洋”，从此，便开启了莆田及涵江口大规模迁徙南洋的序幕。
二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是地道的华侨后裔，他在接受中国央视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和泰国人菲律宾人或斯里兰卡人有何不同？差别在于我们如何来到此地，以及发展方式，这需要有历史感。惟有知道自己的根源，唯有了解祖先的遭遇，你才知道进退的依据。”
李光耀的话颇有些道理，欲了解涵江人为何下南洋，就必须从历史和祖先的故事中寻找答案。
涵江鳌山村，有间毫不起眼的小卖部，开在毫不起眼的小街上。然而，当地有些老人却能分辨出来，小卖部的房舍用到了一些特别的石头，它们来自400年前那道隔绝生活与死亡的一道墙，那是明清两代在东南沿海数次设置的王朝边界，是那段禁海历史的明证。这些墙在当时坚不可摧不可逾越，它对于王朝的意义，犹如北方的长城。
禁海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发明，洪武四年12月，这位洪武皇帝颁布诏书：“海民不得出海”，“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19年，闽浙巡抚朱纨为剿灭海盗，在东南沿海修起隔离墙，并将34000余人迁往内地。之后，禁海便成为明清两代王朝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到得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为防范郑成功军队,对福建、广东等地施行惨无人道的“迁界禁海”政策。据《莆田县志》记载，笏石、灵川、忠门、平海、莆禧、小屿一线均被划为“界外”之地。涵江位于山海通道的要冲，更是“界外”中的界外， 4700多亩良田上的庄稼被拔除，房屋寺庙一概焚毁。百姓已经绝了生路，只得去往南洋。在明清近400年历史上，从中原迁徙到东南沿海的人们，不得不又开启了一段艰辛地飘洋过海的旅程。他们从福建的福州、涵江、晋江、金门，广东的潮汕、清远，海南的琼海、文昌等不同的地方走向南洋。仅涵江一镇，赴南洋者多达70 余万。
涵江人下南洋的原由还有多种多样，如万历十六年（1588年），涵江下溪村柯守岳领导的农民起义被官兵所镇压，涵江、永泰、莆田等地幸存起义者只有亡命南洋；如明末清初，郑成功部下杨耿数度率军攻占莆田，兴化府、常太里、仙游县、涵江镇、平海卫等地起兵响应者众。抗清斗争失败后，数以万计的起义者不得不再次绝地选择逃亡，南洋又一次成为他们的落脚地。但是，涵江人下南洋的根本原因还是“迁界禁海” 导致的民不聊生。
三
西班牙殖民者以及后来的荷兰、葡萄牙、英国殖民者亟待开发南洋，他们对于廉价劳动力有着迫切的渴求，苦力就成为介于自由劳动者和奴隶之间的产物，他们就是所谓的契约劳工。
无论是苦力还是契约劳工，他们其实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猪仔”。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澳门纪略》中，讲述的是这些劳工在被运出国之前，常被成群的关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食物装在一个大盆里，劳工们只能像猪仔一样地围盆抢食。
《汉书·地理志》最早记载了中国人下南洋的路线。王朝更迭，但这条下南洋的航线始终没变。风暴无常，海路凶险。汉唐以来，在这条航道上的沉船多达2000多艘，沉船和无名尸骸勾勒出一条千年的死亡航线。
原来只能装300人的帆船，硬是被塞进600人。“日则并肩叠膝而坐，晚则交股架足而眠，每人只有一尺天地”，这就是“猪仔”们在航船上的生存空间。在漫长海途中舱门紧闭，空气窒息，常有疫病流行，中途病死者甚多。船上淡水不足，“猪仔”们常因渴极讨水而遭鞭挞。“猪仔”们难以忍受种种非人待遇，常有反抗。为镇压“猪仔”，船主和劳工头将为首的“猪仔”成批杀害，抛尸大海，并在船舱舱口加装铁栅栏。据记载，美国运送“猪仔”的商船“普德兰公爵号”死亡率达39%，“加尔文号”运送“猪仔”的死亡率则高达45%。难怪连当时的英国人都惊叹运载“猪仔”的船是“浮动的地狱”。
下南洋是无数饥饿的子民在生存绝望时的希望之路，即使面对死亡，仍然连绵不绝地扬帆南下。
涵江移居南洋的70多万华人，他们的命运各有不同，每人都是一本故事，但这诸多故事的背景只有一个，那就是血泪南洋。
在南洋这片一千多平方公里的海域和一座座码头上，中国人一度成为主角，他们或垦荒种植甘蔗，或开采矿山，或从事贸易，他们用勤奋与努力，改变了所在国经济落后的状态。就连英国的殖民总督瑞天咸也承认，“马来半岛的繁荣昌盛，皆华侨所赐”，“他们提供了世界用锡之半额，成了当地经济开发的主力军”。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史中，南洋这些岛屿只是中国与阿拉伯、印度贸易的中转站，最有魅力的商品是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它们被运往欧洲和中东。甚至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一百年间，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通过海上贸易汇集到中华帝国，印尼的巴达维亚曾被16世纪的中国人誉为宛着苏杭的丰饶之地。
华人在改变了所在国的经济状况，为明王朝聚集了大量的财富。东南亚华人也出现了数以百计的百万富翁、千万富豪。可以无愧地说，是华人开启了南洋的文明进程。
这种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在17世纪被打破。巴连在菲律宾的巴石河畔，这里坐落着世界上最古老，也是最大的唐人街。西班牙殖民者占菲律宾之后，把散居在马尼拉各地的华人聚拢在这里，因为这里在山顶炮火的射程之内。
在西班牙远征军占领马尼拉之后的几年里，有超过十万当地人受洗信奉天主，然而，华人皈依者始终寥寥。在大多数华人看来，接受天主教，就要接受教谕，必须剃除长发，“人之发肤，受之父母”，怎么能剃发呢。教谕还要禁止一夫多妻，这就违背“子孙满堂、家门兴旺的”祖训。可以想见，当年华人与西班牙殖民者之间，文化信仰的巨大鸿沟。西班牙殖民者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战斗中走来，镇压异教徒是一种必然。
今天，全菲律宾三分之一以上的华人都聚居在马尼拉，总数超过500万。当年，华人虽然只有两万五千多人，却远远超过殖民者的人数，这让占领者日夜惶恐。信仰、人数、财富最终导致了一场惨无人道的血腥屠杀。1603年10月9日，是举家团圆的中秋节，西班牙殖民者的军队在午后包围了巴连，然后点燃了华人的住宅，任何企图逃离的华人，包括妇女，老人和孩子，全部被射杀。与此同时，另一批士兵冲进马尼拉平民医院，将正在住院治疗的华人全部拖出门外，就地处决。火焰中，300多名华人巨商，为了避免落入西班牙士兵之手，或选择悬梁自尽，或选择投身于火海。据《明史·吕宋传》记载，在这次血光之灾中，有两万五千多名华人被杀，马尼拉总督下令，巴连所有华人遗产，全部收归政府所有。
当时的明朝是一个庞大的帝国，起初，这让西班牙殖民者颇有些惴惴不安。然而，令他们吃惊的是，明朝的使臣对这次屠杀竟摆出一副不管不问的超然态度。使臣说，马尼拉的华人均系未经朝廷圣批擅自出国者，凡南洋遭遇，皆咎有自取。说白了，这些人被杀被抢，都是活该。大明王朝的态度不仅是丧权辱国，而且是助纣为虐。在接下来的170年间，大型屠华事件，在菲律宾又发生了五次。
巴石河水依然在流淌，后来移居马尼拉的华人称这条河为血染的“红溪”。河中的水草，仿佛是数万屈死华人的魂灵，永久地飘荡在这水天之间。只有那有名或无名的墓碑，昭示着他们曾经的存在。
在西班牙之后，荷兰、英国、日本殖民者一轮又一轮的屠杀南洋华人，因为华人在南洋就是中国的弃儿，他们的身份始终不被所在国统治者认同。繁荣----屠杀，周而复始，南洋华人就是刀俎下的鱼肉。华人在南洋是开拓者和建设者，同时又是被掠夺被杀害的对象。在数十万被杀戮的华人中，福建华人至少占40%，涵江人约占5%。对他们来说，南洋既是财富的天堂，也是血泪的地狱。
四
南洋之地，曾被华人当作生存的乐园，改变命运的异乡家园，逃离中华大陆生存威胁的避风港，但残酷的现实使他们的梦想多次破灭。在历经磨难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之后，华人一直在寻找他们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方法和力量。他们终于在身份认同的探索中找到了华人生存的三大支柱：血缘认同、地缘认同和文化认同。1819年，曹家馆是新加坡最早创建的宗亲组织。1879年创建的“保赤宫”是新加坡最早出现的陈氏宗祠。之后，宗亲组织和家族祠堂如雨后春笋般在南洋各地兴起。1822年，客家人士在新加坡最早成立方言社团组织。1857年，新加坡琼州会馆落成。1860年，新加坡福建会馆创立。在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的100年中，以地缘和业缘为核心的社团组织、商务总会遍布南洋各国。后来，这些社团及商务组织推广至澳洲、南北美洲及欧洲各地。原先，南洋华人仅仅是靠个体的能力谋求生存之路，有了声势浩大的宗亲组织、社团组织和业缘组织之后，南洋华人形成了一股社会力量，使南洋华人的生存空间有了较为稳固的支撑。
对于南洋华人来说，文化的认同是他们生存的根基。这种文化认同首先是从祭祀祖宗开始的。南洋涵江华人的祖谱前面有一句诗：“日久他们即故乡，晨昏须上祖宗香。”这种对于祖先的怀念祭拜，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深入血脉的信仰。
1603年，马尼拉屠杀之后仅仅一年，华人又建立起新巴连。而巴达维屠杀后不到三年，华人再次充斥该城。殖民者一方面需要华人作为廉价劳工，另一方面，殖民者又害怕形成华人群体记忆。因此，殖民者一次又一次地取缔所有的华文学校。这种排华的计魎一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在上演。1966年4月12日，印尼政府突然下令，关闭全印尼所华文学校，并以种种理由将超过60万华人投入监狱。然而，禁锢没有让华人停止对于母国文化的渴望。在印尼泗水一间普通教堂的神主背后就有一间隐蔽的华文教室，秘密给华人孩子上课的教授李秀珍，据说就是涵江人。也有人说李教授是福清人，但可以肯定的是，李教授代表了宁肯冒死，也不忘传承中华文化的福建华人。
南洋华人文化认同的核心理念是“赤子情怀，休戚与共”。1909年，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从南海回国后创办了民族企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办仅三年，简氏兄弟就捐赠五万大洋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1892年，在印尼经商的张振勋，回到中国烟台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族企业——张裕葡萄酒厂。鉴于张裕对辛亥革命的重大贡献，1912年，孙中山亲笔为张裕公司题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包括福建侨团、兴化侨团在内的新加坡18个侨团联合致电中国政府，表示“坚决抗日”、“誓为后盾”。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南洋各地华人出钱、出枪、出人，成为祖国大陆可靠的后方基地。1938年10月10日，南洋华侨成立筹赈总会，福建集美侨领陈嘉庚当选主席，为救助战争中的难民作出了巨大贡献。
五
对于南洋华人来说，时代性的困境是一样的，时代性的机遇则各不相同。涵江在南洋的70多万华人中，终于成就了几十位佼佼者。在这些佼佼者中，印尼侨胞的代表人物当数金融奇才李文正博士。李博士是力宝集团的创始人及董事长，前亚洲银行协会会长，并兼任国立印尼大学董事长、美国加州大学董事、福建国际经济顾问。
新加坡侨胞的代表人物当数在房地产业屡屡独辟蹊径，巨大风险中创办新加坡远东机构、香港信和集团的“新加坡首富”、“地产大王”黄廷方先生。
出生在江口镇后墩村的郑天祥先生在马来西亚经营房地产业、运输业和酒店业，他在商业领域的成就远不如李文正、黄廷方先生，但他任砂拉越州唯一民办慈善机构主席一职30多年，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98年被马来西亚国家元首封赐为“KMN勋爵”。郑天祥先生现为马来西亚兴安会馆名誉会长并兼任砂拉越古晋二十多家华人社团的名誉主席或顾问。他为马来西亚华人的团结奋斗呕心沥血，被誉为砂拉越华人的精神领袖。
这些佼佼者，尤其那些代表性人物，他们的赤子情怀感人至深。
电是工业化的基础。然而闽中长期缺电，莆田亟待在湄洲湾建设一座大型火电厂。李文正博士急故乡之所急，毅然在亚洲金融危机档口投资7.55亿美元，兴建总装机容量为2×36万千瓦的湄洲湾火电厂。这是中国首家全外资电力项目，它为莆田以港兴市的战略提供了电力保障。
2002年6月11日，莆田学院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庆典，结束了莆田没有本科制大学的历史，这是古老“文献兴邦”教育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莆田学院的成立，李文正博士是第一大功臣。2000年6月17日，李文正一行在考察湄洲湾火电厂建设项目后，冒着滂沱大雨考察莆田学院项目。为使莆田学院一开始就站在“培养全球化人才”的高起点之上，李博士承诺他亲自从海外聘请16位资深教授在莆田学院任教，并承担前五年的全部经费。同时，李博士捐资兴建教学设施，并资助计算机、会计学、英语三个学科。为永志纪念，莆田学院将一座面积约10500平方米的教学楼命名为“文正教学楼”。
旅居印尼的黄文兰先生，在莆田市，特别是在其故乡涵江区江口镇一带，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有口皆碑。黄先生并非亿万富翁，他在印尼创办的实业，只是一个合资的音响电器厂；在新加坡创立的得利顺有限公司也是与人合作经营的企业。但黄文兰先生五十多年如一日，把爱国爱乡的满腔热情倾注在江口石庭这方古老的土地上，不仅自己倾其所有，而且动员和组织有关华人为家乡公益事业献出爱心。从1954年至今，黄先生自己带头捐献了数百万元港币的资金，并通过募资先后为家乡建成了石庭小学、华侨医院、华侨职业中专学校、影院、幼儿园、黄滔祖祠、黄滔公园等几十项公益工程。为感谢和褒奖黄文兰先生作出的突出贡献，莆田市政府于1999年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
囿于篇幅所限，涵江70多万华人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热情，对于故乡发展的鼎力相助，这里无法一一例举。但可以肯定的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日益强大，涵江华人的腰杆硬了，对祖国的认同感越法强烈，他们已成为涵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支强大力量。
历史进入21世纪，涵江人下南洋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但原因和动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调查，改革开放初期，涵江约有千余人到国外谋生。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和2000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涵江出现了两次移民高峰。新侨民出国渠道大致是：通过与国外亲友团聚出国，主要移民国仍是南洋诸国；通过公费或自费留学出国，主要移民国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欧洲和北美等国；通过投资移民，主要在南美及东欧地区；通过劳务出国，主要在韩国、新加坡、以色列等国。涵江的新侨民已超过10万人，分布于30多个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涵江新侨民队伍在迅速扩大，分布地区也在不断拓宽。据阿根廷兴化同乡会创始人王庆苍说，改革开放之初，只有他一人在阿根廷定居，至2004年，其家族已有70多人移民阿根廷；2004年，定居阿根廷的涵江人只有7位，现在有7000多人在阿根廷经商。
莆田有句谚语：“莆田无天下，天下有莆田”。这谚语的前半句是说，莆田穷得让家乡人无立锥之地；后半句是说，天下所有地方均有莆田人谋生的足迹。而如今，莆田新移民的脚步走得更远，但他们不同于老一代移民。他们不是活不下去才背井离乡的，而是带着中国人的自豪，带着中国人的财富，带着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寻找新的商机，寻找新的梦想，寻找更加宽广的生存空间。
作者简介
王晓岳，从军27年。军事学院天文大地专业毕业后，在青藏高原爬冰卧雪8年，从事野外测绘工作。调兰州军区后，先后在国防大学、南京政治学院进修，继而任军区领导理论教员，后又随调福州军区工作。转业后，先后在省经贸委和省委宣传部工作，曾任处长、半月刊杂志社社长、编审。中国作协会员，在省内外发表散文、报告文学作品百余万字，并有《八闽任扶摇》、《历史在这里走过》等专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