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辜负的学生时代
李伟2013-05-24 08:26:47
Chapter.1 看啊，文科生
中学的文理分科就类似于把一条蚯蚓分成两段，靠近头的那一段存活率远远高于靠近尾部的那一段，理科是那头，而文科自然而然就是尾部那一段了。
重理轻文的现象从文理分科诞生的那一天就产生了，根源不在教育而在经济。其实钱钟书早在《论文人》一文中就有说道：“文学是倒霉晦气的事业，出息最少，临近着饥寒，附带了疾病。我们只听说有文丐，像理丐、工丐、法丐、商丐等名目是从来没有的。”所以一般选择文科的，多少都会给人一种穷酸的味道，仿佛以后他们出来就真成文丐似的。
对于外界的看法，文科生是不太在乎的。这点像极了美国人的作风。里科克若是看到了半世纪后的中国文科生，定会硬撑着写完一篇名为《文科生真古怪》的文章之后再去见上帝。
文科生不仅政史地过硬，文章也写得不赖。因而文字之于他们便如掌中的玩物：一来可以写文投稿挣取生活费，二来写封情书赚得佳人归（不过一般几率很小），再不行，专门替别人写情书收小费也是不错的。余杰说：“中国读书人玩弄知识的情状就跟大师傅揉面团差不多，揉来揉去还是那么一小块面团，却能千变万化，令人眼花缭乱。”看来文科生以后找不到工作，去面点房揉面团应该也是轻车熟路的。
只可惜文科那“面团”只有那么大，所以那些揉不出花样的，日子就艰难，以后难免要找别人蹭饭吃。钱钟书在《吃饭》中讲道：“自己有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那是赏脸面……自己无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赏面子就一变而为丢脸。”所以，同样是吃人家的饭，有没有脸面就和个人的经济基础挂上钩了。
话又说回来，那些找不到好工作的文科生不必觉得丢脸，因为那样根本不算丢脸。鲁迅在《说“面子”》中早已讲明：“‘丢脸’一律，也是适用于上等人的。”
不过文科生在读书时，自我的感觉还是相当良好的，气度丝毫不输先哲圣贤，饿得前胸贴后背还可以痛陈某某国家的不人道。考试时，也可以靠语文的作文拿高分，从而在理科生面前扬眉吐气。在写作文这一方面，文科生个个都是行家里手，懂典故的可以搬出春秋的先哲们当考场先锋，不懂典故的也可以仿着应付八股文的科考生杜撰“自双槐夹井以来”及“九刁九骚，三熏三栗”的模式，自创一句“名言”，然后再冠上黑格尔或者昆德拉的名号。
文科班里从来都是阴盛阳衰，让人极易联想起女儿国里的情景。男生因为死记硬背的程度不及女生，因而考出的分数也如鼠妇一样见不得光。男生们的境遇和《掘墓人》中异乡人竟惊人的相似：异乡人将阴郁的墓地打扮成花园来缓解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但当瘟疫到来的时候，他还是免不了成为众人眼中瘟疫的携带者；男生们极力想表现好点儿，以证明自己的存在，但是每次整个班级考试的分数不高时，男生便成了女生们“攻伐”的对象，她们总会说：“就是你们每次总是在后面吵啊吵的，害得人家都静不下心来看书。”
在文科班里，男生总是抬不起头来。按照物以稀为贵的理论，男生本应享受国宝级的待遇，但无奈班里女生都是仲尼的信奉者，主张“贵贱有序”，于是分数惨淡的男生就一下子沦为整个班级的劳力了。一般不管班里的男生如何稀少，女生对于本班的男生都是看不上眼的，一个理科班的男性尖子生到了文科班就如同苏丹雪里夫陛下到达非斯小镇时的情景，光耀无比。
贾平凹说：“世上的女人如同小贩筐里的桃子，被挑到底，也被卖到完。”文科班的女生深谙此道，于是一个个跑到理科班去推销自己。然而毛遂自荐式的“直销”，在中国很难打开局面，因为一般人难以区分直销和传销。为了避免掉进火炕，理科班的男生只得咽了咽口水之后将其拒之门外。
另一方面，也是那些女生太能讲了，“讲一件事能从盘古开天地讲起，慢慢地进入本题，亦能枝节横生，终于忘记本题是什么”（梁实秋《谈话的艺术》）。不过这也不能怪谁，文科生本来就容易陷入混沌的状态，经常为了 “窗外的那棵树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这个问题，争得脸红脖子粗的。经常老师上课讲的是鲁迅的文章，但私底下，文科生们看的却是安妮宝贝的小说。于是他们写文章很容易写出混搭风：我。竟也。不曾。留心。只好。作罢。
这种混搭风很有延续性，甚至在他们工作后。工作后，文科生们为了摆脱窘境，不得不同时兼着好几份工作，所以当你看到有人穿着厨师服来向你推销保险时，千万不要感到诧异。
他们努力工作就是为了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无奈时代的脚像生出了翅膀一般，走得飞快。不管自己处境如何，对于明天，文科生们“心里又生希望，像湿柴虽点不着火，开始冒烟，似乎一切会有办法”（钱钟书《围城》）。
Chapter.2 嘿，贫困生
历来，戏曲脸谱都喜用象征的手法，如白表奸诈，黑表勇猛。以此推之，若要为贫困生画一脸谱，萎黄便是不二选择。因为在世人的眼里，是容不得贫困生面色红润的，硬生生地把他们跟“营养不良”这四个字挂上钩。
因此，一旦有贫困生吃个五块钱的米粉，就会有人跳出来大骂该生挥霍父母的血汗钱，仿佛那人自己拿着父母的老本买车买钻戒就不是挥霍而是为国家拉动内需一样。若是吃个粉也算是挥霍的话，那么贫困生大概只有跟在被城管追着满街跑的小贩后面买馒头吃才算是符合身份的吧。
而且贫困生是不能拥有爱情的，因为在中国女人都是顶级的奢侈品，谈恋爱时你得买得起迪奥，结婚时你得买得起奥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像马克·吐温（Mark Twain）所说的“在汪洋大海中的一只木筏上，见不到其他粮食的时候”。
在大学里，有一样东西是不能小觑的，那就是国家励志奖学金，它几乎是所有贫困生为之拼命学习的最主要的动力，没有之一。其次就是国家助学金了。其实国家助学金可以换一个更妥帖的名称，那就是大学贫困生基金，正如《百家讲坛》叫《文史讲坛》更为贴切一样。只可惜《百家讲坛》在讲完《聊斋》、《论语》、金庸小说之后就闭口不谈一丁点儿跟文学沾边的东西，只剩下一个“史”了。
左拉（Emile Zola）在《陪衬人》里所描述的巴黎，一切都能出卖，愚笨的姑娘和伶俐的女郎，谎言和真理，泪水和微笑。而贫困生为了拿到助学金，能出卖的就只有自由了：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按时休息、不吃上五块钱的饭菜……
有一种情况是让贫困生最最尴尬的了，那就是在捐款的时候。不捐不行，捐少了不行，捐多了……更不行。这就是中国的双向标准，如同国内通讯公司的双向收费以及保健产品宣传的双向调节作用一样。富庶子弟捐多点钱那是社会责任感的体现，而贫困生捐多了，那就成了对自己、学校、家庭、社会的不负责任，他得向班里、班主任、校领导一一说明自己的钱是在平时一分一毛地省下来的（其他理由一律无效），否则以后就休想拿到奖、助学金了。然而他解释清楚之后，班里找他借钱的人却如蜂逐蜜。
国人骨子里很有一种排异的色彩，对待与自己不同的人，便会有种看戏似的心情。于是，只要贫困生有一点儿做得不好的地方，新闻就会铺天盖地。人们所关注的永远是当事人所代表的那一类人，而至于当事人本身“不过像在无边的海里添了几粒盐，虽然使扯淡的嘴巴们觉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还是淡，淡，淡”（鲁迅《论人言可畏》）。这也不难理解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派别，武林有八大派，中医有四大家，就连天上的神仙也有佛道之分。
贫困生即使努力学习，当上医生来为普罗大众解除病痛也丝毫不能换取人们的好感。这点，在卡夫卡（Franz Kafka ）的《乡村医生》里就有所体现。因为，人们需要解救的不是疾病而是灵魂。这个社会，自私自利的人都能厕中成佛，而贫困生见义勇为就会被指责动机不纯。
欧·亨利（O. Henry）《警察与赞美诗》中的流浪汉苏比尝试了很多在他自己看来很不道德的、甚至称得上犯罪的事实，只想着被抓入监狱度过苦难的冬天；马加爵入狱招供时坦言：“囚衣，这是我穿过的最好的衣服。”个中辛酸，不忍细说。
有时，我不得不佩服国人的造词能力，一个词语就能囊括一类人，如知青、80后……但是，“贫困生”例外，它是一个不该出现的、带有浓厚主观意识的词。
Chapter.3中等生：被忽视的大多数
他们既没有优等生那样傲人的成绩，也没有差等生那种破罐子破摔的心态，因而没有任何资本来说出自己的心声。洛克说：“最低级的自由便是大声说出自己心里话的自由。”如此看来，中等生反倒成了一种低级的存在。
没有话语权的中等生，自然格外珍惜每次说话的机会，总是惜字如金，于是久而久之都成了沉默的大多数。鲁迅曾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但中等生们内心不够悲愤，对生活也有诸多留恋，于是爆发而不能，死亦是万万不能，便折中而行，成了愤怒的行尸走肉。
有愤怒而无处排解，内心自是痛苦的。快乐便成了他们生活唯一的动力。快乐是什么？怎样才算快乐？恐怕连他们也说不清楚。最可怕的是，到头来他们发现连快乐也是虚妄的。错，应该说快乐本就是虚妄的，你看快乐的英文发音不就是“嗨，屁”吗？钱钟书先生在《论快乐》里说道：“你看，快乐的引诱，不仅像电兔子和方糖，使我们忍受了人生，而且仿佛钓钩上的鱼饵，竟使我们甘心去死。”这样说来，中等生似乎更容易受到快乐的蛊惑而做出叛逆出格的事来。不要感到惊诧，近年来那些乖乖仔伤人、堕胎的事情也不在少数了。
令人费解的是，中等生是班上的大多数，于整个班级而言却是尴尬的存在。他们的成绩算不上优秀，所以不会受到任课老师的重视；他们中规中矩，本本分分，自然也不会受到班主任的“特殊关照”。
如果按照事情的既定轨迹发展的话，他们应该会一如既往地埋头苦读，不谈恋爱，不闯祸，然后考个一般的本科院校。然后在放榜的时候，大家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原来班上还有这么一号人！”
深受中庸之道影响的中等生，倒真真成了“中于外而庸于内”了。不，应该是“庸于外而躁于内”。因为相对于其他人而言，中等生的心里是最为躁动不安的：先哲们会告诉优等生“学而优则仕”，而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则会颇为自豪地告诉差等生“混得好的大多都是不被老师看好的差生”，至于中等生，则仿佛成了鸡肋，留和舍都是一种谬误，故而难逃被忽视的下场。
与学校里的忽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家长过于热切的期盼，各种望子成龙的拔苗助长的方式都一股脑地用在了中等生的身上，诸如增加营养、家教补习、物质激励……而中等生却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俨然成了一种试验品，活生生地嵌入了家长的英雄梦。故而自己的生活没有了价值（价值已被强加），只剩下仅有的那点儿嗜好。长大后，中等生突破家长和学校的束缚，享受了极大的自由，一时间竟还茫然无措，只得把自己的嗜好改造成价值来引导自己。这样的生活无疑是悲哀的，用钱钟书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好容易千辛万苦，从猴子进化到人类，还把嗜好跟价值混为一谈，变作人面兽心，真有点儿对不住达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