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偷火种，尊为神；夏娃偷吃苹果，成为众生之母；庄子以“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告诉人们偷的哲理，为何而偷，为谁而偷，偷什么，偷多少。怎么偷，这是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偷的技巧，因地而异，因物而异，也因人而异。
父亲在公社林业站工作，因是父母包办婚姻，常不在家。但这个错误的婚姻，却成就了我们四姊妹，多出四张口。
爷爷自从贩黄瓜时打翻了船，受了惊吓后，连乡镇赶集都不去了，他三十多岁就不参加集体生产，而在家闲着，不挑水，不洗碗，不扫地，不洗衣裳，只会做饭。大概是得到了“饿不死的厨子”的真传吧。冬天起床后，他披着长布衫，穿条鱼尾巴布鞋，走出卧室，去牛圈旁抱一抱麦杆来扔在灶门前，烧起火来，卷好汉烟，装进五尺多长的烟管，伸在火堆上点着，吸着吸着，口中一口一口地冒着白烟。最后将长烟锅头在灶门上猛磕几下，再吹几下烟管，树在一旁。先把白棉布撕成的方巾包在脚上，穿上白棉布缝制的套子，就是现在的袜子，接着把套在一起的几件衣服一下子穿上，一层一层地慢条丝理地将布扭扣扣起来——象个老太爷，喂猪牛的事都是婆婆干完了集体的活儿，回家才做。全家只有母亲与婆婆出工，但母亲在生下三妹后开始腿杆痛，尤其是生下四弟后，就几乎没法参加劳动了。父亲当了十几年医生，想了很多办法也没把妈的腿病治好。家里年年是补款户，不向社里缴欠下的款，分发的粮食就称不够。
父亲还是老样子，每次回来，不论我们多忙，首先要丢下工夫给他烧开水，接着做饭。
晚上作业后，再吃饭，再捡棉花，蚊子如蜂箱，棉壳如针刺，瞌睡如铅块吊在眼皮上，有时手上捡着棉花，却已经在打呼噜了。父亲在家务上从不搭把手，那坐在院坝里喝着茶，旁边放着收音机，放下茶钟，就摇扇子，连趔连鼓也不打一下。我经常用双百分去讨好父亲，想得一次表扬也是不可能的。他经常板着脸，总能找出理由来批评我一顿——当然，我的作文永远没有二弟写得好，弟妹的不是，也都是我的错，最后以把我打哭了才结束当天检查作业的工作。
父亲坐在桌子上吃饭时，我们几姊妹一个一个地都溜至院坝里来吃；当父亲来到院坝里时，我们逞舀饭时机，一个一个回到桌子上。
我与二弟七八岁就开始抬水，路远弯多，特别是班竹园沟陡急的弯和坡，使我吃尽了苦头，有时是地下一滑，有时是水桶向我后边滑过来，桶在高处，我爬在低处，一桶水全从我头上、胸部冲下去，夏天成落汤鸡，冬天冻得瑟瑟发抖。
我与二弟也就那时开始，星期天到社里挣工分去。
但怎么干，饭也吃不够的，每年分的口粮扣去上年借的预备粮，每人仅分得120-130斤，不到下半年又开始借明年的预备粮——还要添很多粗粮才能吃到年底。
红苕叶子、嫩梗梗当然是常吃的，苦麻菜、车前子、马屎苋等吃得找不到时，槐花及嫩叶也采来吃。一是槐花容易长蝘虫子，洗不干净，只好连虫子与麦麸子拌着蒸了吃，二是闷人，吃后半天人都是晕晕的。
推磨的路不足十米长，却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一圈一圈又一圈，永远也走不完，离起点也看不到一点前进的距离，没有成绩可言。牛不肯走了，可以在路边撩一口草，人饿得肚皮巴在背架骨上。我把肚子靠在磨杠上，双手尽量按在磨杠上以省些力气。磨盘边的路还是很长，头上冒着虚汗，母亲一会儿哈斥一会儿哄，目的是让我坚持下去。但她以好心情来哄我们的时间实在太少了。多数时间是唠骚伴埋怨：“你们也学学你富安强安哥他们四弟兄，你看他们多搞得？”
年龄比我们大三四岁，虽不肯读好好书，却是好劳力，怎么比呢？
看到看到磨完了，母亲又把半盆麦麸子倒在磨盘上。我以为她是想把麦麸子全磨成灰面。
我想喝一口水填填肚子，止止酸水也好嘛，但那都是奢侈的想法。有次父亲回家，还带了一些客人来，我饿得不行了，却不准我上桌子，要等到客人吃完了才叫我们吃。我饿得全身无力，就侧身躺在灶门前的条凳上，眼泪直流，静静地流，左眼的泪水流过鼻干，流进右眼，聚在一起再向下流去，流在板凳上，汇成一摊——我想还不如死了好。其实那时我连死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也是我平生第一次有生不如死的想法。
我不敢说：“饿”，不然又是一顿骂：“馋狗”。
那些手脚好好的年轻人，在地头又打又闹，又歌又跳，热闹想非凡。有时，几个年轻妇女悄悄抓住记分员信叔儿就是一顿撞油，或者把粗糠什么的东西往他裤裆里装。嘻嘻哈哈的笑声荡在山谷。
母亲的腿脚不好，可干事是很认真的，栽洋芋，并红苕，蹲在地里，一蹲就是半天。在集体栽洋芋时，把搓掉的嫩芽拢在一起说：“用水燎了，用油炒一下，说不定能吃呢。”婆婆当时脸一黑，小声嘟噜着说：“丢脸哟，大粪都想蘸来尝一下。”
人是能被尿憋死的吗？一家七口，还有白吃的，多出少进，母亲常常在想办法。集体生产，没有劳力怎么能多挣分、多分粮呢？
集体是个概念性的东西，它有时很大方、很宽容、很仁慈。
挖苕地时，母亲把一些大的红苕埋在土里或扔到草坡里，等其他社员都回家了，就捡在背篼底，上面放些苕藤子，一并背回家。
这是偷窃集体的粮食。我第一次知觉后，我也脸红过，就告诉母亲，那种品德不好，是犯法的。她无可奈何的表情，半天只回了一句话：“那你晚上不吃吧”。
我正饿，能不吃吗？
我能劝住母亲吗？一想到饥饿，心理也顾不得老师的教导，暗自毫无抵抗就自觉加盟了。后来，我逐渐也得到一些真传，有时帮母亲偷些粮食回家，共度难关。
作贼真是个技术活。麦子或谷子割下来后，一般要露几天把子，我与青安哥也会在晚上去看守，挣工分。睡在石板上，盖一条毯子，露着头蚊子咬头，露着脚蚊子咬脚，小手臂上全是红小包，几天就成了乌小包，红包又盖在乌包上，层层叠叠，抓破皮肤流着水，以及偶尔直接打上了蚊子，如一个血弹爆炸，人血与蚊之肉四处飞溅。
太阳把石板晒得发烫，上半夜石板很热，下半夜却很凉。全蒙着头透不过气来，只好把双脚留给蚊子，反正瞌睡又香，睡着了就什么感觉也没有了。被蚊子咬醒后，看着天上无数的星星，一道流萤从化鱼寺的天空刷向白鹤寺方向，听秋蝉蟋蟀鸣叫，听鱼脊梁河水哗哗地响，泥醒和稻香冲鼻，总是睡不着。没有油水的饭食，开头是胀得睡不着，后来又是饿得睡不着。青安哥一边讲些笑话，有时夸张地高吼几声:“贼娃子，没来罗。”似乎告诉贼娃子我们守夜人在沟这边，别撞到眼前来了，也似乎告戒贼娃子偷得差不多了就收工。哦，我知道，他家陆嫂子、母亲、芬安姐等人这时说不定正在当无名英雄——搬运工呢。母亲很有办法的，隔几把谷把子处只捡一把，或带走，或抖几下又放回原处，谁也看不出来。
当晚，母亲拌了谷把子，或用手揉下谷子，放家中慢慢阴干再入仓，而谷草则当晚就烧掉。听说住在离大院子较远的岳母儿、韩二娘他们还连夜连晚耒出米来，煮成饭吃了再睡觉呢。
晚上碾场时，母亲隔一会儿就要回家一趟。我悄悄地跟回去看，她把双脚伸到筛子里，把高卷的裤脚放下来，再拍一拍裤脚，哦，原来两裤管一次就能带回半斤谷子。
打下粮食没晒干之前，堆在院坝中间，成文舅爷在我们一班当管粮员，轮到我家供饭时，母亲说些好话，或成文舅爷不等开口，就直接叫母亲去粮堆里撮一软米撮箕，甚至一小花篮。成文舅爷做起来是很容易的，似乎也是合法的。当然是在傍晚或半夜撮出来后，再盖一下灰匣子，没有人知道的——用现在的话说是监守自盗。
其实富大爹、贵和子、青安哥们几个年轻人早就仿制灰匣子了——那是一个长方形的木盒子，活动的底板上镂空而成一些字样或花纹。只要成文舅爷一转眼不见或进屋吃饭去了，就几下撮去半背篓，表面抹一抹，在平整的斜坡上，再踏上灰匣子就恢复了原貌，神不知鬼不觉的。但这是蒙不住我们小孩子的——我们没事就在地坝里玩，捉鹞子，用竹杆刷岩老鼠，我们能告发他们吗？
那个年代什么可食就有人研究怎么食用，怎么能弄到食物，就挖空心思、掩耳盗铃一般去偷粮食，只是明抢还是较少的。如果不是那么勤快，也不知道还要饿死多少人呢？
程大娘得到有权有势的大爹的指导，赖在龙溪沟医院不出院，每天吃病号饭，不但没被饿死，连浮肿病也没有得。我家老大老二个子比老三个儿矮，大概就是吃不饱造成的。
豌豆熟了，东摘一角，西摘一角，葫豆熟了，一处拔一根……大家都不觉脸红，也不互相捡举揭发，因为偷粮食可以救命。
背堰塘的午饭是一大碗白米饭，母亲舍不得吃，加上从我碗中匀出一大部分，用纱布包回家，晚上再放些红苕洋芋什么的，再蒸熟，一家人能可以对付一顿，弟弟妹妹也能吃个半饱饱。
二弟有时也与我去背堰塘挣工分，若以挖方算，我俩弟兄一边背一边将土块偏倒在路边；若以背数算，我俩弟兄在路边这里一块土，那里一块石，双手捧过头顶扔向背后，凑一背篼又到塘埂上去了。吉二爹还一边大声表扬“黎明子又背了一背篼”并发一个牌子——一天下来再折算成工分。
在爬上堰塘埂时，我俩兄弟头脚成弓，头也磕在偏坡上了，吉二爹说：“远远的看去，只见一个背篼在移动”，饥瘦如柴，人小力小，谁在乎我们一天骗了主劳十分之三的工分呢？
生活艰难，处处艰难。一九七六年读我读初一时，一罐油炒泡咸菜吃一周、二周、三周，上面起了白霉，用筷子撩开吃里面没见霉的部分，直到瓶底空了才抽一个星期天回家去再炒一罐。
话说回来，初三时全乡各村的尖子生都集中到乡中心小学，我有幸赶上了。张老师、郭老师、周老师一班人搭配得当，特别卖命，好像多年的劲要一股脑地使出来一样，白天晚上守着我们A班，后来全部考上了中专中师和高中，只有一个臭弹，留下当了村长。我从父亲的医院宿舍搬到学生宿舍，住在伙食团旁的阁楼上，学习再加劲，生活还是跟不上，因为成绩换不成钱。经常吃不饱，老人说“肚皮是片棕，越喝越松”，说是的油盐吃轻了,饭量大了还没劲，真应了那句话 “馋狗饿学生”。
厨房侧边街沿有胡梯可上楼，是学生住宿的专用通道，从厨房内侧有一柴梯也可上楼，因为楼上除学生宿舍的地铺外，加上里面一间是厨房的保管室。不过平时柴梯是轮在旁边的。
有晚中学放电影，我们忍着没去，不久，同时没外出的许军同学神秘地说：“我看见厨房里有锅巴，”他问我去不去。
谁挡得住那个诱惑呢？搬过柴梯，他在前我在后就下到了厨房，打开灯，看到一大梢箕黄艳艳的锅巴，就急忙往口里塞。这时庞师傅在外面吼； “怎么厨房的灯开着” ？并朝前门走来。我俩如见了猫的老鼠，三下五除二，关了灯，爬上楼，抡过梯子，这时庞师傅正开锁进门。我们各带着两三片锅巴钻进几个月没洗的被窝里，拿起书来牙齿打嗑，楼板上的草也在嗦嗦地响。我俩吓坏了，作贼心虚，这时才想起人忙无计，多此一举地把灯关了。庞师傅进厨房见没丢失什么重要东西，只嚷嚷几声，锁门而去。不知他心想是灯泡接触不好，还是他明知而不言，至今没敢跟他核实一下。
干锅巴当然是又香又脆，填肚子的好东西，但侧门的柴梯，以后就再没有放在原来的地方。
亲戚家送我们的食品，要锁在箱子里，不论多久都要等有人户时，再送出去。只有生了虫子，妈才肯叫我们吃——撕开包装，把连虫带丝的部分挑出来，并把虫屎抖掉，几姊妹还抢着吃呢。
那时的白糖是很珍贵的东西，医院开证明，到供销社领糖票，再到供销社营业室才买得到。以至于父亲把一斤多白糖以报纸包着，藏在一叠箱子的最下面。我是在父亲出诊时找到的，之后，我一有机会就拈几撮在嘴里。不期一天，父亲当着我的面找白糖，他打开报纸包阴沉着脸说：“怎么少了？”我能承认吗？不是一顿毒打也是一顿臭骂，我心里正在打擅，正好有几只蟑螂在箱子里乱蹿，我立即指着贼娃子说：“是不是蟑螂吃了的哟”，父亲没开腔，但蟑螂们背了黑锅，却也没有挨打。
生活越是艰难，越想学习好，盼望将来能吃上皇粮。随着一九七八年我考入达县师范，国家给予生活费全补助，也就结束了我们的偷术和饥饿的生活。我刚到学校时还炒了一瓶葫豆，放久了，就成了铁葫豆，同学们见我吃，嚷着叫我拿出来分享，同学们吃了几粒，就再不敢吃了，怕崩破了牙齿。
随着生活条件好转，四姊妹个儿一个比一个高，我们的道德观就是在那个畸形的年代，扭曲的思想下慢慢形成的，偷既是一种生存手段，也是一项技术活，好在没有带至如今，也不必带至如今。
现在回到故乡，乡亲们还津津乐道大家偷粮的故事，不以为耻，反而像革命传家宝一样要传向后人。现在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富足，这一生活技巧怕要失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