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布衣，出身寒素。初读王勃《秋日登洪州滕王阁饯别序》：“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感佩王勃旷世奇才，而心纠纠然。于今，混迹官场十数年，仍身无寸功，手无寸权，常发生不逢时之慨，人前人后自诩清流。晋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当与清郑板桥“难得糊涂”同解。而我对“清流”的认知，仍停留于羽扇纶巾的儒雅仙姿。今日闲暇，轻点鼠标，索“清流”词义。遂读之下，可谓“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此清流与彼清流，真是相去十万八千里，大相径庭。
清流最早语出《汉书•补乐志》：“郑卫之声兴则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给，犹浊其源而求其清流，岂不难哉！”是借水之清浊，对音乐流派的赏鉴评析。后，晋左思《吴都赋》中有“树以青槐，亘以绿水，玄荫耽耽，清流亹亹。”宋苏轼《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书》：“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清王士禛《池北偶谈•谈异四•内江石壁鱼》：“后破之，乃有一鱼跃出，其中泓然清流也。”瞿秋白《饿乡纪程》三：“环溪的清流禾稼，也曾托我的奇思遐想。”都是就事论事，直写见闻。清流，即清澈的流水，别无深意。
清流被喻指德行高洁负有名望的士大夫，还是在晋陈寿的《三国志》。《三国志•魏志•桓阶陈羣等传评》：“ 陈羣动仗名义，有清流雅望。”清流之义始华丽转身，由自然之河图，而为天下之才俊。宋欧阳修《朋党论》：“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欧阳修把杀清流与亡天下相提并论，是对名士最高的肯定。而将清流投入浊流，也暴露出得势权臣的叵测与龌龊。清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耳熟能详。而其《梓潼篇赠李中孚》：“读书通大义，立志冠清流。”我可是头一遭听说，仍然是延续了其豪气干云的语风。李大钊《混充牌号》：“社会上有一二清流学者，很得大众的信仰。”一句竟逼迫我索读全文。原来投机与取巧并非资本时代与全球经济下的产物，李大钊讲的“混充”，我们称“贴牌”、“山寨”，而质次者，完全沦为“假冒伪劣”。而清流相对于“一班官僚帝孽”是真名士自风流。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登上政治舞台的清流，是东汉末年的太学生郭泰、贾彪和大臣李膺、陈蕃等人。他们联合起来批评朝政，揭露宦官集团的罪恶，于汉桓帝延熹九年（166）为宦官所诬陷，以结党为乱的罪名遭受捕杀，十余年间，先后四次被杀戮、充军和禁锢的达七八百人，史称“党锢之祸”。以“党锢之祸”为肇始，“清流”成为统治阶级内部一个政治派别的名称。《后汉书•杨震传》：“臣伏惟陛下以边境未宁，躬自菲薄，宫殿垣屋倾倚，枝柱而已，无所兴造，欲令远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 杨震是汉代名臣，有“四知”太守清誉，却在安帝时被权奸樊丰、耿宝、移良等所害，饮毒药自绝。他称赞主子“政化之清流”，不论是颂圣，还是劝勉，都是在拍主子的马屁。拍马屁是佞臣的专利，也是能吏的技巧。而杨震是不是清流，史家未说，我也不敢妄断。而后在明代也有一部分朝官被称为清流，主要是在东林党形成之前的一些言官。大家熟知的海瑞就是其中比较极端的例子。而东林党也曾自称清流，但其已背离宗旨，热衷党争，与齐党，楚党，浙党，宣党斗法不止，遗祸中华，致汉家江山大明王朝葬送于后金铁蹄之下。
集清流大成的时期当推晚清。大约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即晚清同光之交，时军机大臣李鸿藻因为军机处的洋务派占了多数，感到力单势孤，于是笼络一批御史和翰林在自己周围，以壮声势，这些“台谏词垣”标榜风节，“严义利之分”，以经世匡时为己任，时有“清流党”之称。清流派曾繁衍为前后两代。前清流多北方人，称“北派”，后清流多南方人，称“南派”。前清流奉文华殿大学士李鸿藻为魁首，主要人物有张之洞、邓承修、张佩纶等。张佩纶是晚清名臣李鸿章的女婿，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祖父，两代张姓人，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不一样的辉煌。
前清流要求改革弊政、肃整纲纪和兴修水利，尤主张坚决抵抗外国侵略。在沙俄觊觎中国西北，日本侵略朝鲜、琉球以及法国侵略越南等问题上，都提出强硬主张，反对妥协，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意识。后清流以户部尚书翁同龢为支柱，党同伐异，剪除异己，有家无国。前后清流都有好为空言、不识时务的一面，而正是这一面，暴露了晚清统治阶级的狭隘偏险与目光短浅。尤其是翁氏集团与李氏集团的矛盾冲突，直接造成了甲午战争的败果。
翁李过节起于曾国藩剿杀太平军。身为安徽巡抚的翁同龢之兄翁同书，为息叛将陈沛霖之兵祸，招其纳降，将与沛霖不眭的团练长徐立壮、孙家泰、蒙时中杀死，可陈沛霖自食其言，依然纵兵扰掠。翁同龢之父翁心存乃当朝帝师，党羽众多，门第鼎盛。曾国藩担心参不倒翁同书反受其害，酌请幕宾李鸿章草奏。李鸿章拟《参翁同书片》，具实确凿，逻辑谨严，暗含杀机。结尾一句：“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造就。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附片具奏。”简直是堵塞了为翁同书开罪的唯一途径。翁同书因此判死罪，其父翁心存闻信暴亡。皇上念及师生情谊，改判翁同书流放新疆。父死兄流，翁氏一门败落，年青的翁同龢怀恨在心。
翁同龢之崛起， 自然得益于其父翁心存。翁心存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后为同治帝师。自此，翁氏家族进入鼎盛时期，称“一门四进士、一门三巡抚； 父子大学士、父子尚书、父子帝师” 。当咸丰六年（ 1 85 6 年） 翁同龢以27 岁中一甲一名进士后，便擢任翰林院修撰。同治四年，又接替父业，入值弘德殿，为同治师傅，前后教读九年。同治病逝后，光绪继位，慈禧又命翁同龢入值毓庆宫，为光绪师傅。
王伯恭所著《蜷庐随笔》一书中记载：“甲午战前，翁同龢一力主战，李鸿章言不可轻开衅端……我去见翁，向他力陈主战的错误。我想翁也是我的老师，他向来是器重我的。但翁听了我的劝说后，笑我是书生胆小。我说：”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能放胆尝试？而且，我国无论兵器还是战法，都百不如人，不能轻率地开战啊！“翁说：“李鸿章治军数十年，扫荡了多少坏人啊！现在，北洋有海军陆军，正如火如荼，岂能连一仗都打不了吗？”我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今已知自己确实不如人，哪里有胜利的希望呢？”翁说：“我正想让他到战场上试一试，看他到底是骡子还是马，将来就有整顿他的余地了！”作为翁同龢的门生，光绪皇帝深受其思想熏陶，深以清流言官的意见为是。光绪皇帝认为李鸿章胆小怯懦，认为其在对日作战上过于谨慎。于是1894年7月16日，光绪皇帝下旨，申饬李鸿章，令其将北洋的全部军队送上前线，准备作战。“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若顾虑不前，行事拖沓，循致贻误战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兵者，国之重器。翁同龢领导的清流位及人臣，身系社稷安危，却罔顾世界局势与中日利害。为了打击李鸿章，北洋水师成军后，翁同龢力倡削减海军军费，并明令北洋舰队不许再添置先进装备。至战前日本联合舰队从总吨位、火炮配置、水兵数量、航速等方面，已经全面超过了北洋水师。可在未作好充分战争动员与战争准备的情况下，清流却草率言战，把战争视为儿戏，先私仇而后家国，视黎民百姓、兵勇将佐之生死，国家民族之兴衰存亡于不顾，居心之叵测，行径之卑劣，何等可鄙、可气、可恨、可杀！？
清流对李鸿章淮军的攻击首先从质疑其战斗力开始。淮军是前期投入战争的唯一清军力量，其主力兵力5万人，除去镇守炮台和要塞的，机动部队仅仅2万多人。而当时日军投入的是7个野战师团，兵力超过12万。在威海保卫战中，登陆的日军超过3万人，而当时迎战的绥军和巩军却只有7000人，大都战死和殉国。言能杀人。打击淮系的主要手段还包括点对点打击淮系文武大员。举凡淮军将领和北洋人物,除聂士成等个别人外,几乎人人皆遭弹劾。淮军陆军将领有叶志超、卫汝贵、赵怀业、黄仕林、卫汝成、龚照屿、孙显寅、刘盛休等；海军将领及有关人员有丁汝昌、方伯谦、刘步蟾、林泰曾、罗丰禄等；李鸿章的幕僚及主办北洋后方勤务人员如盛宣怀、胡燏棻、马建中等；李鸿章的亲属子侄如李经方、李经迈、张士珩等。御史李念兹甚至有“淮将除聂士成外，无一善良”之语。“贻误战机、昏庸无能”是这些整天坐在安乐椅上，空谈国是的清流们，用来指责当时清军战场指挥官的专有名词。清流中张謇、沈曾植、丁立钧等人好大喜功，纸上谈兵，轻启战端，却在战场失利后，愚蠢到幻想着“联英伐倭”。岂不知，列强一丘之貉，“联英伐倭”，无异于与虎谋皮。以夷制夷，何其天真烂漫？试想，列强为何敢涉江海之险来瓜分中国？因为大清愚昧、腐朽、腐败、无能。因为大清与列强同处一个地球，却不在同一世界。因为大清看不见科技迅猛发展的世界，哪怕世界就摆在面前。这种落后，不单是军事装备、科技水平，而是军事思想、科技教育、政治制度、国家体制等诸方面的全面落后。悲剧的产生往往是这样——或者你领先了时代，或者是你落后于时代。而大清显然是后者。
“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好高谈阔论的清流，与经世致用的洋务派，岂可同日而语？不睁眼看世界，唯熟读经史，不能与时俱进是不行的！口口声声喊爱国，夸夸其谈，坐而论道，到头来却只能祸国殃民。翁同龢不就是一面镜子、一部活生生的教材吗？
我虽不才，但深以晚清清流为耻。今日国人，可存党派，可存异见，但必铲除内耗与内斗，唯团结一心，致力于中华复兴，才不负列祖列宗，不负纠纠此身，不负伟大的时代。因此，从今日起，我十三亿同胞，不作清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