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刚诗集《正午偏后》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家网2014-11-07 10:48:02
【“首届中国阮章竞诗歌奖”获奖诗集专题之王夫刚】
【 首届中国阮章竞诗歌奖授奖辞】
诗人王夫刚在快节奏的时代裹挟下不惧落单的风险，致力于通过潮汐有序的个性化文本遏制诗意的日渐钙化，其短诗洗尽铅华，慎缓沛然，波澜不惊地书写一种地方性的经验和记忆，于细微之处凸显挖掘的力量；其长诗主旨开阔，简静蓄达，直面驳杂现实的涌流涤荡，以练达的笔触、适度的调侃和有趣意的思考维度展示了长诗面对光阴的应有自信和秩序。诗集《正午偏后》温和、从容而又不动声色，以弱见强，文质相应，隐藏着与粗心阅读无关的意会之美和叩问之心，是王夫刚洞见人生、固持自尊的纸上证据，也是他向命运致敬的理由和价值所在。
有鉴于此，首届中国阮章竞诗歌奖评委会决定授予诗人王夫刚首届中国阮章竞诗歌奖，以表彰他对汉语诗歌的理解、热爱以及身体力行的寂寂探求。
我们为什么而写作
——首届中国阮章竞诗歌奖获奖感言
王夫刚
接到首届中国阮章竞诗歌奖的获奖通知时，我正随着一个作家采风团在西北高原上进行需要耐心但止于浮光掠影的移动。在车上，我喜欢昏昏欲睡的沉寂；在景区，我不止一次想到“山河仍在”和“故人远去”。我还通过微信之类的渠道获得了许多即来即去的碎片信息，只有阎连科的《丧家犬的一年》让我印象深刻并再三提及——时髦的英雄总是热衷于跟小草作战，向荆棘投降，当尊严沦为一种连至亲的人都不愿意去理睬的“无用的东西”，阎连科独自在高速公路上一边驾车一边泪流满面，我想，除了电视剧，生活中肯定还有很多人有过此等无言的苍茫（“我从未听肉体谈论过灵魂，而灵魂每次都在谈论肉体”）。流过也就流过了，历史不缺泪水，当下不缺泪水，人类的命运不缺泪水，但有价值的泪水（包括欢颜）只有通过记录在册方能获得时空共鸣，启迪他人，这时，作家特有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功能体现了出来。集体旅行的路上，我不读诗也不写诗，偶尔会纠结于一个似曾相识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而写作？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虚拟的话题本不值得反复指证和确认。天下道理，已被前人说尽做完；人间诗篇，亦曾在诗人的再三吟哦中历经空前绝后，但生命的轮回充满辩证意味，一代代人不会因为生命的了无新意而排斥生命，拒绝生命（恰恰相反，人在生命尽头对生命所表现出的留恋和眷顾超乎想象），我们为什么而写作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写作者必然时时面对的心灵拷问——换言之，如果不能正本清源，初级问题将是终极问题，个我写作就会在刻舟求剑的歧路上迷失于勇敢的无知和无知催生的愚昧。为了满足自我而写作？健康的诗人并不忌讳这种说法，问题在于，更多的不健康的诗人也打着相同的幌子实现了他们不健康的诗歌诉求，鱼龙混杂的“满足自我”犹似橡皮筋式的写作原则蒙上了浓厚的贬义色彩——把生存策略置入写作构架，对于前者，是一种倒行逆施的悲剧；对于后者，则是不设底线的恶搞玩着一种与诗歌无关的游戏。为了汉唐文明的传承和未来而写作？这样的诗歌雄心自没什么不妥，只是过于浮泛了些，难免纸上谈兵的嫌疑，诗歌写作毕竟不是振臂高呼的口号，不是悬挂墙上的规章制度——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寅吃卯粮的诗歌理想如果犯了高大上的毛病，要么是无根的语言狂欢在阳光的阴翳中飘零无踪，要么是沉重的道德包袱在思想的单行道上无处卸载。我们为什么而写作？安妮·弗兰克躲藏在纳粹脚下的地下室里乐观地写道：“我是我自己的船长，终有一天我会看到我能停泊的岸。”诗人与诗，是船长与船的关系，船与河岸的关系，河岸与岸上人的关系，那么，岸上人是读者吗？我想是的；读者重要吗？我想是的；为读者而写作重要吗？我想是的——当然，葆有自我和卖文求欢是两回事，唯有与众不同的诗人和与众不同的阅读者才能构成“为读者而写作”的有效表述。“如果风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天空中就不会发生任何革命”，在这种心理预期的引导下，我用超过十年的时间断断续续完成了《正午偏后》的写作，这些长短不一的诗篇，没有线性的主题，没有显而易见的色彩，之所以聚拢在一起只有一个原因，我是它们的孕育者和接生人。阮章竞诗歌奖在首届评选中垂青于这本来自北方的诗集，让我既感幸运，又有一丝压力——因为每一位评委都是一个苛刻的阅读者，也因为我期冀这本诗集能够给这个崭新的诗歌奖项带来加分的印象而不是相反。当然，作为一个修习多年的写作者，我深深明晰，用诗歌奖项给自己的作品增加底气并不是最佳选择，“文无第一”的说法由来已久，而文学评比则属于“丛林法则”的典型体现。那么，我怀着“文无第一”的心情写作，却通过“丛林法则”获得了诗歌附加的馈赠和褒奖，究竟是不是一种矛盾呢？我认为，若以“阶段论”匡算，这将不成问题，打个未必恰切的比喻，伟大如“起共和而终两千年帝制”的孙中山先生，大抵也不会想到，香山县会被他的名字取而代之。最后，我愿意向我们的前辈诗人、写下《漳河水》和《白云鄂博交响诗》的阮章竞先生致敬——他是中国变革时期的参与者、见证者和记录者，他在叙事诗领域所做出的个性化贡献曾是一个时代的诗歌见证；我愿意向设立阮章竞诗歌奖的中山各界致敬——以阮章竞命名的诗歌奖生逢其时，既是我们献给阮章竞先生的有形怀念，也是当代诗歌秩序中的“中山元素”破土而出，假以时日，将以水涨船高的尺度、志趣和责任丰富乃至构建中国新诗的衡量标准和未来的有效传统；我愿意向首届中国阮章竞诗歌奖的各位评委致敬——当你们投下自己审慎的一票，我想起了阿多尼斯的教育：“谁了解如何阅读诗歌，自己就会变成诗歌。”至于前面谈及的“我们为什么而写作”，阿多尼斯也有与标准答案（如果存在的话）惺惺相惜的说辞以供我们点赞：“我写作，是为了让唯一能浇灌我内心的泉水继续流淌。”而无论阿拉伯世界还是汉人的天空，尊严都将不会是“无用的东西”在投机取巧的生活和写作之外可有可无。
2014年10月，济南舜耕路。
（作家网安琪编选）
【 诗人简历 】
王夫刚，诗人，1969年12月26日生于山东五莲，现居济南。著有诗集《粥中的愤怒》《正午偏后》《斯世同怀》和诗文集《落日条款》《愿诗歌与我们的灵魂朝夕相遇》等多部。曾参加第19届青春诗会，获过第二届齐鲁文学奖、第四届华文青年诗人奖、首届上官军乐诗歌奖、第二十一届柔刚诗歌奖和首届海子青年诗歌奖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山东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客座教授。 【 首届中国阮章竞诗歌奖授奖辞】
诗人王夫刚在快节奏的时代裹挟下不惧落单的风险，致力于通过潮汐有序的个性化文本遏制诗意的日渐钙化，其短诗洗尽铅华，慎缓沛然，波澜不惊地书写一种地方性的经验和记忆，于细微之处凸显挖掘的力量；其长诗主旨开阔，简静蓄达，直面驳杂现实的涌流涤荡，以练达的笔触、适度的调侃和有趣意的思考维度展示了长诗面对光阴的应有自信和秩序。诗集《正午偏后》温和、从容而又不动声色，以弱见强，文质相应，隐藏着与粗心阅读无关的意会之美和叩问之心，是王夫刚洞见人生、固持自尊的纸上证据，也是他向命运致敬的理由和价值所在。
有鉴于此，首届中国阮章竞诗歌奖评委会决定授予诗人王夫刚首届中国阮章竞诗歌奖，以表彰他对汉语诗歌的理解、热爱以及身体力行的寂寂探求。
我们为什么而写作
——首届中国阮章竞诗歌奖获奖感言
王夫刚
接到首届中国阮章竞诗歌奖的获奖通知时，我正随着一个作家采风团在西北高原上进行需要耐心但止于浮光掠影的移动。在车上，我喜欢昏昏欲睡的沉寂；在景区，我不止一次想到“山河仍在”和“故人远去”。我还通过微信之类的渠道获得了许多即来即去的碎片信息，只有阎连科的《丧家犬的一年》让我印象深刻并再三提及——时髦的英雄总是热衷于跟小草作战，向荆棘投降，当尊严沦为一种连至亲的人都不愿意去理睬的“无用的东西”，阎连科独自在高速公路上一边驾车一边泪流满面，我想，除了电视剧，生活中肯定还有很多人有过此等无言的苍茫（“我从未听肉体谈论过灵魂，而灵魂每次都在谈论肉体”）。流过也就流过了，历史不缺泪水，当下不缺泪水，人类的命运不缺泪水，但有价值的泪水（包括欢颜）只有通过记录在册方能获得时空共鸣，启迪他人，这时，作家特有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功能体现了出来。集体旅行的路上，我不读诗也不写诗，偶尔会纠结于一个似曾相识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而写作？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虚拟的话题本不值得反复指证和确认。天下道理，已被前人说尽做完；人间诗篇，亦曾在诗人的再三吟哦中历经空前绝后，但生命的轮回充满辩证意味，一代代人不会因为生命的了无新意而排斥生命，拒绝生命（恰恰相反，人在生命尽头对生命所表现出的留恋和眷顾超乎想象），我们为什么而写作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写作者必然时时面对的心灵拷问——换言之，如果不能正本清源，初级问题将是终极问题，个我写作就会在刻舟求剑的歧路上迷失于勇敢的无知和无知催生的愚昧。为了满足自我而写作？健康的诗人并不忌讳这种说法，问题在于，更多的不健康的诗人也打着相同的幌子实现了他们不健康的诗歌诉求，鱼龙混杂的“满足自我”犹似橡皮筋式的写作原则蒙上了浓厚的贬义色彩——把生存策略置入写作构架，对于前者，是一种倒行逆施的悲剧；对于后者，则是不设底线的恶搞玩着一种与诗歌无关的游戏。为了汉唐文明的传承和未来而写作？这样的诗歌雄心自没什么不妥，只是过于浮泛了些，难免纸上谈兵的嫌疑，诗歌写作毕竟不是振臂高呼的口号，不是悬挂墙上的规章制度——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寅吃卯粮的诗歌理想如果犯了高大上的毛病，要么是无根的语言狂欢在阳光的阴翳中飘零无踪，要么是沉重的道德包袱在思想的单行道上无处卸载。我们为什么而写作？安妮·弗兰克躲藏在纳粹脚下的地下室里乐观地写道：“我是我自己的船长，终有一天我会看到我能停泊的岸。”诗人与诗，是船长与船的关系，船与河岸的关系，河岸与岸上人的关系，那么，岸上人是读者吗？我想是的；读者重要吗？我想是的；为读者而写作重要吗？我想是的——当然，葆有自我和卖文求欢是两回事，唯有与众不同的诗人和与众不同的阅读者才能构成“为读者而写作”的有效表述。“如果风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天空中就不会发生任何革命”，在这种心理预期的引导下，我用超过十年的时间断断续续完成了《正午偏后》的写作，这些长短不一的诗篇，没有线性的主题，没有显而易见的色彩，之所以聚拢在一起只有一个原因，我是它们的孕育者和接生人。阮章竞诗歌奖在首届评选中垂青于这本来自北方的诗集，让我既感幸运，又有一丝压力——因为每一位评委都是一个苛刻的阅读者，也因为我期冀这本诗集能够给这个崭新的诗歌奖项带来加分的印象而不是相反。当然，作为一个修习多年的写作者，我深深明晰，用诗歌奖项给自己的作品增加底气并不是最佳选择，“文无第一”的说法由来已久，而文学评比则属于“丛林法则”的典型体现。那么，我怀着“文无第一”的心情写作，却通过“丛林法则”获得了诗歌附加的馈赠和褒奖，究竟是不是一种矛盾呢？我认为，若以“阶段论”匡算，这将不成问题，打个未必恰切的比喻，伟大如“起共和而终两千年帝制”的孙中山先生，大抵也不会想到，香山县会被他的名字取而代之。最后，我愿意向我们的前辈诗人、写下《漳河水》和《白云鄂博交响诗》的阮章竞先生致敬——他是中国变革时期的参与者、见证者和记录者，他在叙事诗领域所做出的个性化贡献曾是一个时代的诗歌见证；我愿意向设立阮章竞诗歌奖的中山各界致敬——以阮章竞命名的诗歌奖生逢其时，既是我们献给阮章竞先生的有形怀念，也是当代诗歌秩序中的“中山元素”破土而出，假以时日，将以水涨船高的尺度、志趣和责任丰富乃至构建中国新诗的衡量标准和未来的有效传统；我愿意向首届中国阮章竞诗歌奖的各位评委致敬——当你们投下自己审慎的一票，我想起了阿多尼斯的教育：“谁了解如何阅读诗歌，自己就会变成诗歌。”至于前面谈及的“我们为什么而写作”，阿多尼斯也有与标准答案（如果存在的话）惺惺相惜的说辞以供我们点赞：“我写作，是为了让唯一能浇灌我内心的泉水继续流淌。”而无论阿拉伯世界还是汉人的天空，尊严都将不会是“无用的东西”在投机取巧的生活和写作之外可有可无。
2014年10月，济南舜耕路。
（作家网安琪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