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在作品《旧宫殿》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祝勇在作品《旧宫殿》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祝勇在作品《旧宫殿》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新散文代表作家祝勇作品《旧宫殿》史料详实文笔稳健凝重，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和大历史视角使其作品成为一种风格化的独特的文本。
 
祝勇很早就把关注点聚集到了明清历史，特别是紫禁城上面来，他不仅沉潜于史料，而且对紫禁城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这种扎实稳健的风格，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难能可贵。他拥有敏锐的洞察力的灵活的视角，这刚好有利于发挥他的特点，对紫禁城作出与他人不同的阐释，使他的作品，成为一种独特的文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原副部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  郑欣淼
 
《旧宫殿》是祝勇精心设置的一个历史迷宫,它华丽而苍凉,妩媚而毒辣,庄严而污秽。它诱惑我们走进去,让我们陶醉其中,浑然不觉,而作品中所有通向历史暗角的路径,都尽在作者的掌握之中。作者像一个老谋深算的巫师,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窥视着历史,也占卜着我们的将来。

——著名作家  莫  言
 
 
去意徊徨
——《旧宫殿》（十周年纪念版）自序
 
大明王朝的第二任皇帝——建文帝朱允炆于1402年突然失踪。从那一天起，就有许多人把搜寻朱允炆的下落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他们最初是受到了朱允炆的权力争夺者、新任皇帝朱棣的指派上路的，在永乐年间，朱允炆无疑成为全国最大的通缉犯，但追踪者大多有去无回，成为新的失踪者，直到朱棣咽气，也没有等来有关朱允炆的任何消息。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官方搜捕行动的失败，反而激发了后世学者的更大兴趣，于是，越来越多的业余侦探们纷纷踏上寻访建文帝踪迹的道路，当然，他们寻访的目的，不是为了将他捉拿归案，而是探求历史的真实。建文帝朱允炆的失踪堪称明朝最大疑案，连朱允炆也不会想到，自己在1402年六月里的悄然出走，为后人留下了一道经久不息的谜题，600多年无人破解。他写了一部无比深奥的逃亡之书，抵得过任何文学作品。但人们相信一个事实：朱允炆没有死，宫殿中的那具不堪入目的尸体，只是迷惑朱棣的一个障眼法。清代那个名叫张廷玉的白发老人，在主持编修的《明史》中写下这样的话：“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这句话已经暗示了这一点。倘真如此，朱允炆就不可能从人间蒸发，总会留下蛛丝马迹，那么，那条路是否永远守口如瓶，逃亡者是否真的能够在如此规模浩大、又旷日持久的追踪面前音讯全无？

明崇祯九年（1636年），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从江阴出发，向云贵方向，进行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长途旅行，寻访建文遗踪，是他此行的目的之一。2010年，上海东方卫视开始制作一部关于徐霞客的历史文献纪录片《霞客行》，我应邀参加，并于该年4月20日从江阴出发，踏上追随徐霞客路线的道路，由于朱允炆是徐霞客的寻访目标之一，于是，关于朱允炆逃亡旅途中的各种传闻，与他的诸多疑似遗迹，也在不经意间，从这条暗藏着许多历史密码的道路上接二连三地浮现出来。与明代不同，此时的大地，几乎已被探险家们翻捡了一遍，早已藏不下任何秘密，然而，当我在贵州、云南的深山古刹聆听他的逃亡故事，触摸他坐禅面壁的石凳时，内心的激动仍然无以言表。在寻访建文帝的人流中，我是最迟的一个，已经难以获得历史深处的准确信息，但我无法抵御对破解这一历史方程的强大兴趣。1994年，我写《北京之死》的时候，就萌生了以紫禁城为题材写一部关于明代政治的文学作品的念头，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入口。没想到，那个入口，最终由600年前一个名叫朱允炆的逃亡者提供给我——2002年，我开始动笔写一本名叫《旧宫殿》的书，后来我才发现，那一年距离朱允炆失踪刚好600周年。我用一年时间完成了这本书，在《花城》主编田瑛先生支持下，在2003年第5期《花城》杂志全文发表，2005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同年我应中央电视台之邀，担任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1405，郑和下西洋》总撰稿，也与探求那个失踪皇帝的去向密切相关。2010年的《霞客行》，使我终于从一个纸页上的解密者踏上了实地寻访的道路。我在寻找一个600多年前失踪的人，我知道我不可能找到他，但如同当年的徐霞客一样，我相信这条路总会告诉我些什么。这是我在这次寻访之后，觉得《旧宫殿》必须修订再版的原因。

但我并不想把《旧宫殿》写成一部克里斯蒂式的悬疑之书，因为任何悬疑，都必然导向一个确定的结局。我希望《旧宫殿》是一个更复杂的、不确定的文本。大明王朝迁都北京、巨大的紫禁城像一个不可思议的传奇在帝国国土的北方突然出现，以及诸多看似无关的历史，实际上都与建文帝的离去有关。建文帝的离去如一个引信，为此后的历史引发了一系列的激变，由此我们发现，所有人的命运构成了一个完整命运共同体，它们并非互不相关，而是榫卯相接，严丝合缝，任何局部的变化都会牵动整体格局的变化，而一个皇帝的命运转折所带来的振荡，更是不言而喻。它的影响一直蔓延到今天，渗透到我们的命运里，每一个北京人，甚至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可能拒绝这种影响——更不用说把北京和故宫作为写作题材的我了。一个深藏于历史中的事件，可能影响着几百年后人们的命运，这是历史的蝴蝶效应，它表明历史与未来之间存在着某种气若游丝、却从不中断的关系。所以，《旧宫殿》是一部开始之书，它的终点不止一个，而是有无数个，它通向无数种可能，历史中的许多事件，都与它有着隐秘的联系，而在所有的结局中，任何一种结局都是微不足道的。在它的内部，包含着许多个方程，一个方程破解的钥匙，或许包含在另一个方程中。标准答案或许永不存在，但它们从不妨碍我们破解的激情。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绝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它是一部破碎之书，它是由许多历史的碎片组成的，它以这种破碎的方式，再现完整的建筑和完整的历史。

《旧宫殿》的写作过程无疑是艰难的。我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朋友，包括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副院长李文儒、王亚民先生，紫禁城出版社总编辑赵国英博士等对我长期从事故宫和明清史研究和写作的支持和厚爱，以及刘心武、莫言、徐小斌、邱华栋、蒋蓝、洪治纲、敬文东等文界友人对这一实验性文本的鼓励与支持，刘心武先生还曾热心将此书介绍给法国的出版社，只因翻译难度大而放弃出版。

我相信，《旧宫殿》可能不是一部最好的书，但它绝不会是一部索然无味的书。




（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旧宫殿》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