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风•刘桂桐敬李九龙
新古风•刘桂桐敬李九龙
蔡诗华
——品读著名作家/1979年2月17日奉命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功荣立者幸存者、原武汉军区54军161师481团政治处宣传股副股长、160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54军政治部宣传处副团职干事、原济南军区直工部正团职新闻干事、1991年转业山东省公安厅办公室为调研员（正处级、三级警监警衔）、《山东公安年鉴》主编、《山东省•公安志》执行主编、山东周易研究会理事、年过78岁的刘桂桐老师老首长最新文章《刘桂桐：我与李九龙将军的8次笔墨之交——深情缅怀抗日抗美老战士李九龙上将逝世23周年》（15892字及李将军亲笔给作者信和照片等附件尤为珍贵），深受感动之随笔。
刘桂桐敬李九龙，
五十四军铁拳炯。
抗日抗美真豪杰，
能文能武大英雄。
上将归去廿春秋，
部属撰稿一脉崇。
似乎什么皆虚拟，
巍巍丰碑矗苍穹。
（珍惜和平谁感恩，
盛世年华忧患涌。）
2026年6月20日（周六、农历丙午马年5月6日）清晨北京朝阳双井楚乡居（家乡“湖北省广水市蔡河镇徐店村蔡家冲”）
附：刘桂桐：我与李九龙将军的8次笔墨之交
——深情缅怀抗日抗美老战士李九龙上将逝世23周年
原济南军区司令部宣传处正团职宣传干事
山东省公安厅三级警监（退休） 刘桂桐
上图：抗日抗美老战士李九龙上将最珍爱的一张戎装照片，由李九龙将军长女李蒙女士收藏并提供。
笔者参加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班师回国后，以“火线立三等功”“能写点东西”（被《解放军报》聘为战地“特约通讯员”）的优势，从武汉军区54军１６１师４８３团宣传干事选调到５４军宣传处当新闻干事。此后５年间，因工作关系，与时任军长李九龙有过几次直接的“笔墨之交”。
李九龙军长于1985年５月升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后到解放军总后勤部、成都军区任职），2003年11月19日在北京逝世。自从他调离54军之后，虽说我于1986年3月－1991年9月曾在济南军区司令部宣传处工作，但不曾再与李将军有过工作接触。当此撰此文缅怀将军逝世23周年之际，李将军那伟岸英武的仪表风采，依然历历在目；他一身正气、清廉无私的人格魅力，依然令我心怀景仰。
通过网络得知并经李将军长女李蒙女士确认：李九龙（1929年3月－2003年11月19日），男，汉族，河北省丰润县（今唐山市丰南区）人，高中文化。1945年参加八路军。194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都军区原司令员。
李九龙将军曾任第四野战军排、连长。在辽沈、平津、衡宝等战役中，立大功四次。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副营长、营长、副团长、科长、团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济南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等职。他参加了抗日战争、广西剿匪和解放华南的多次战役战斗，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他率部参加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取得了辉煌战果。
2003年11月19日，李九龙将军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
第一次笔墨之交
1983年初，解放军总部颁发《贯彻共同条令检查标准》，大力推进部队正规化建设，李九龙军长提出的“个人抓形象、部队抓养成、机关抓表率”的响亮口号，成为54军当时新闻宣传工作的“主旋律”。为加大正规化建设的宣传力度，落实李军长的“三抓”号召，54军政治部宣传处邀请武汉军区新闻处干事熊焰、解放军报社驻武汉军区记者站站长李启科前来指导，组织新闻报道人员“抓问题”“选角度”“树典型”，撰写出一批优质新闻稿件。
此前，我对李军长只是“远而敬之”，未曾有过当面接触。为了写好162师正规化建设典型经验，我们在深入部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曾向李军长本人进行过“观点和思路”方面的单独采访。李军长阐述的观点及其分析问题的高度、角度，给予我们深刻启迪和教益。一周后，这篇凝聚着众多参与者心血和智慧的典型经验，在《解放军报》头版头条位置刊发，并加《编后语》。这是我担任54军新闻干事后，与军长李九龙将军的第一次接触。
〖附录〗：《解放军报》头版头条
抓养成 重身教 树典型 求持久
某师贯彻共同条令基本达到总部规定的检查标准
熊焰、桂桐、启科
武汉部队某师按照总部颁发的《贯彻共同条令检查标准》，扎扎实实地开展正规化建设。目前全师已基本达到总部规定的十二条标准。
这个师从1981年初开始贯彻《检查标准》。现在，在生活和工作秩序方面，全师所有干部和90％以上的战士，能熟记三大条令的有关规定，做到人人遵守规章制度；在战备、训练秩序方面，全师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遂行作战任务；在作风纪律方面，去年全师两千多名干部战士探亲，按时归队的占98.8%，“三长”（头发长、胡子长、指甲长）、“三手”（抄手、背手、插手）现象已基本克服；全师各种武器完好率达到98.5%，车辆完好率达到95.7%，有三个团十个营达到“四无”标准。这个师的主要经验有四条：
处理好教与养的关系，下功夫抓好平时养成。他们注重培养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用条令条例规范行动的习惯。今年以来，这个师的团以上领导干部，先后有一百八十多人次带领机关人员上街纠察，他们还抓住补兵退伍时、任务转换时、季节变化时、执行突击任务时、领导力量薄弱时、没有上级检查时等六个环节，有预见性地做好正规化教育工作，使干部战士做到了教养一致。
处理好言传与身教的关系，要求干部做好表率。在抓生活秩序过程中，师、团领导自觉坚持同机关干部一起出操上课，一样参加集体活动，带头保持良好的军人姿态。部队反映说：“领导和机关能做到这样，我们还有啥说的！”
处理好抓点与带面的关系，拿出过得硬的典型。这个师相继树立正规化建设各类典型五十八个。每一个典型的树立，都经过了反复讨论，坚持高标准，不搞花架子。由于树的典型实在、管用。有力地推动了全师的正规化建设。
处理好抓一阵与持之以恒的关系，打好正规化建设的持久战。为了抓好军容风纪，他们建立了外出登记、纠察值日和师首长轮流上路检查等制度，基本上克服了有损军容的现象。
【编后语】
要持之以恒地抓
自总部颁发《贯彻共同条令检查标准》以来，全军的正规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武汉部队某师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但是，这项工作的发展还不够平衡。经调查，有些单位抓正规化的工作忽热忽冷，不能持之以恒地抓深抓细。这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
抓正规化建设，抓一阵子，取得一些效果并不难，难的是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抓，某师部总结的处理好四个关系，并没什么新鲜之处，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能够按照《检查标准》，扎扎实实地，始终如一地抓下去，如果上级催一催，就抓一抓，年初抓一阵子，事后就放任自流，那就难以达到总部预定的十二条标准，就以克服“三手”（抄手、背手、插手）来说，看起来这是件不难做的事，做起来也并不复杂，抓一阵子也许能见成效，可是许多单位总是克服不了，原因就在于不能持久不懈地抓，象“三手”这样的小事是如此，那么要达到更高的标准，自然也是这样。
诚然，抓好正规化建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只要我们舍得下气力，花“本钱”，持之以恒地抓，就一定能抓出成绩来，这是许多正规化搞得好的单位的共同经验。
（原载《解放军报》1983年8月9日）
第二次笔墨之交
1983年8月上旬，《河南日报》理论部给５４军宣传处打来电话，约请以李九龙军长名义撰写“学习邓小平关于军队建设”方面的理论文章。根据宣传处领导安排，我与李将军在他办公室讨论了文章主题和“写作角度”，随后由我执笔撰写成署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部队长李九龙”的文章——《加强我军现代建设的重要方针》。经过李将军审阅后，《河南日报》于1983年8月21日以显著版面全文发表。
〖附录〗《河南日报》文稿
加速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针
——学习《邓小平文选》关于部队建设的论述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部队长 李九龙
《邓小平文选》中的十多篇军事著作，深刻而系统地阐述了新的历史时期我军建设的理论、原则和方针，为加速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从哪里着手？邓小平同志在全面分析现代战争要求和我军建设面临实际情况时精辟指出：“我们的军队过去是在长期战争环境中锻炼成长的，那时提升干部主要是靠战场上考验。现在不打仗，你根据什么来考验干部，用什么来提高千部，提高军队素质，提高军队战斗力？”还是“要从教育训练着手”,“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指示，是针对我军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也是他同“四人帮”英勇斗争的产物和佐证。
十年内乱期间，林彪、“四人帮”把我军视为眼中钉，竭力贬低军事训练的重要性，妄图削弱我军战斗力。他们用“单纯军事观点”的帽子，极力阻挠和破坏军事训练，胡说什么“政治可以代替一切”、“冲击一切”、“军事训练差一点不那么严重，到用时自然就会了”等等。在他们的干扰破坏下，干部不敢教、战士不敢练，部队的战斗素质明显下降。邓小平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和胆略，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一九七五年召开的军委扩大全议上，邓小平同志针对林彪、“四人帮”企图“放火烧荒”,破坏部队建设的严重情况，提出：“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的重大决策，号召全军将士“抓紧部队训练，提高战斗力”。
一九七七年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后，部队军事训练的面貌焕然一新，千部战士练兵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以我们部队为例，通过近几年的严格训练，部队的素质有了显著提高。一九七九年，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们部队协同友邻部队狠狠地打击了自诩为“第三军事强国”的器张气焰，粉碎了越军自吹的“打不破的防线”。平时和战时的实践一再告诉我们，《邓小平文选》中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论述，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只要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理论、原则和方针去做，军队就会出战斗力，就会无往而不胜。
加速我军现代化建设，一个主要环节就是迅速提高干部战士的科学文化水平。随着武器装备的日益现代化，作战指挥和作战手段的日益科学化，迫切需要我们的各级干部掌握更多、更新的专业技术知识。可是，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我门不少同志未能正视这个问题，甚至有的认为：“没有文化照样带兵打胜仗”。实事上，科学文化水平不高，就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这种情况如不迅速改变，即使是有更新的武器装备，也不能很好的掌握使用和熟练地指挥。因此一个紧迫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就是要大力加强干部的知识化。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进行现代战争没有现代战争知识怎么行？要使军队领导千部自己有知识而且尊重知识。要办各级学校，经过训练使军队领导千部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战争知识。”一九七七年邓小平同志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又强调指出：“军队只着眼于本身建设的需要是不够的，还要着眼于千部战士将来到地方的需要”。近几年来，我们部队实行了学习与工作相结合、轮训与自学相结合、走出去求学与请进来办学相结合，集圳、进修、办电大、上刊大、函授等多种方法，千方百计地提高干部战士的科学文化水平。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广大干部战士把学得的知识用于军事训练、技术革新、加工、生产，用于组织领导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各项任务的完成。
现代战争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特点，我军的战备训练，无论是内容、质量、训练强度，都提出了不少新的课题。由此，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加速部队现代化建设，最关键的是要深入进行训练改革，并着重强调说：要承认，我们军队打现代战争的能力不够，我们要面对现实，承认差距，以现代战争为镜子，深入进行训练改革，以适应未来战争的客观要求。
遵循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近几年来我们部队在战备训你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训练指导思想上，逐步实行了由抓单兵种训练为主转到了以抓多兵种协同作战训练为主；由抓打步兵训练为主转到了以打坦克训练为主；由抓兵的训练为主转到了以抓干部训练为主。这“三个为主”的转变，标志着我军的训练水平在适应现代战争方面，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抓合成作战训练”的指示，我们把加强合成作战训练和加强指挥员和司令部训练，作为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重要措施，不断地改进多兵种协同作战的组织指挥与协同动作，已经取得明显实效。
总之，邓小平同志是新时期创造性发展毛泽东同志建军思想和军事思想的光辉典范。信任出战斗力； 抓工作落实是部队战斗力赖依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我们一定要组织部队广大指战员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把有关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各项实际工作中去，努力把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扎扎实实地推向前进。
（原载《河南日报》1983年8月21日）
此文发表后，《河南日报》按文章署名者地址寄来稿酬30元。李将军收到汇款通知单的当天，就让秘书把单子送到了宣传处，同时给我写有“亲笔信”。
第三次笔墨之交
为落实李军长亲笔信中“当前留心抗精神污染之类文章”的嘱托，在宣传处领导的支持、协调下，我深入军高炮团蹲点一周，组织进行了“抗精神污染”教育试点，后以该团“团工委开展读书活动”为载体，写成《提高政治觉悟 抵制精神污染》的专题经验，后由《战斗报》编发。
〖附录〗武汉军区《战斗报》文稿
提高政治觉悟 抵制精神污染
——某团团工委开展读书活动的经验
某团团工委，认真落实军委邓主席关于“要研究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战士的政治觉悟”的指示精神，针对青年的特点，广泛开展了读书活动。他们的主要经验是：
一、高度重视书在青年成长中的作用
他们抓读书活动，经历了一个由不够自觉到比较自觉的过程。过去，他们从活跃青年业余文化生活出发，也要求青年读书1。但对读什么书，怎样读书，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去年下半年，团里有一名老战士看了手抄本之后，走上犯错误的道路。这件事给团工委敲了警钟。于是，团工委召开了支部书记联席会，分析青年特点，进行正反对比。认为书已成为当代青年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应当组织青年开展好读书活动，帮助青年提高政治觉悟。团工委作出了开展读书活动的决定，四个团总支分别制定了开展读书活动的计划和措施。团党委和政治处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连队缺书，就拨出2,000元专款，给团支部购买下发了各种书籍2,200多本，存书条件差，他们把首长办公室改建成团图书室，并为每个连队购买了一个流动图书箱。一个群众性的读书活动迅速在全团兴起。
二、积极引导青年读健康有益的书
针对有的青年读书良莠不分的弱点，帮助他们提高鉴别和欣赏能力。各团支部都注意发挥读书指导小组的作用，每本书要求大家读之前，都由读书辅导小组同志先读一遍，概括其精华，剖析其糟粕。向大家进行介绍宣讲。个人阅读以后，再利用墙报、板报、广播等形式，展开书评，吸取好的东西，批评坏的东西，力求读一部书，有一个收获，受到一次教育。针对有的青年片面读书和泛泛读书的情况，引导大家有目的有计划的系统读书。帮助青年拟定读书计划，做到长计划，短安排，一本一本地读，由浅入深地读。針对有的青年只注意摘警句、背名言，不注重改造思想的倾向，引导大家在提高政治觉悟上下功夫。一连曾有8名战士，政治学习喊“头痛”，军事训练喊“腰痛”，想吃好的喊“胃痛”。人称“三痛”战士，在读书活动中，团支部向他们推荐了《高山下的花环》一书，并引导他们和书中英雄人物对比，使他们转变了思想。从此，变“三痛”为“三勤”，政治学习勤参加，军事训练勤操课，艰苦生活勤磨炼。年终，3人受奖，5人受表扬。他们深有感触地说：读一部好书，治好了我们的思想病，扬起了我们理想的风帆。
三、妥善处理读书活动与其他工作的关系
－－读书与政治教育的关系。团工委把开展读书活动与配合政治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如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引导大家选读《可爱的中国》《高山下的花环》等等。从而，有效地帮助大家加深了对教育内容的理解。
－－读书与培养两用人才的关系。一些同志曾担心开展读书活动，会影响培养两用人才？团工委一方面给大家讲开展读书话动有助于培养两用人才的道理；另一方面，在学习内容和时间安排上，注意把开展读书活动与培养两用人才紧密结合起来。一连团支部对两者的关系处理得较好，团工委及时推广了他们的经验。
－－读书与本职工作的关系。团工委强调摆正读书与工作的位置，要求青年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并注意结合本职工作实际，选读有关书籍，促进了本职工作任务的完成。四是读书与文体活动的关系。团工委把组织青年阅读健康书籍与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结合起来，做到时间上合理安排，内容上穿插进行，使二者各得其所，互相促进。
四、切实加强对读书活动的组织领导
1、充分发挥各级团组织的作用。要求团的各级组织在读书活动中都要明确责任，主动做好工作。
2、建立一支骨干队伍。团工委要求团总支、团支部书记担任读书辅导小组组长，并注意选那些思想基础好、爱读书、有一定阅读能力和演讲能力的团员参加读书辅导小组。
3．采取多种形式促进读书。一是组织读书讲演会二是举办读书笔记评比和展览；三是树立典型，推广经验，四是组织读书智力竞赛、征文比赛。
（军政治部宣传处、军高炮团政治处联合工作组
原载《战斗报》1983年11月16日）
李九龙军长看到《战斗报》登载此文后，给宣传处王怀定处长打来电话，说道：“高炮团的试点经验扎实，不错。要把高炮团的经验推广下去，在各部队普遍开展好抵抗精神污染的专题教育。”
第四次笔墨之交
1984年４月的一天，正在军地炮团采访的我，接到宣传处长王怀定打来的电话：
“赶紧回来。有个临时性重要任务向你交代！”
电话里说的大意是：李军长发现有些同志在机关会议室开会、学习时，在桌面台布上随手乱写乱画，显得缺乏教养，很不文明，……。因此，让咱宣传处负责起草一个批评性的“告示”，张贴在会议室门前显眼之处，以倡导举止文明，维护公共卫生 。
王处长电话里，最后说道：“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啦！”
当天下午三点左右，我就来到了李军长办公室。
李军长示意让我坐下，开门见山：
“任务明确了吗？”
我答：“王处长已电话交代，让我当面听取军长指示。”
李军长的这次“单独接见”没超过十分钟，着重强调：
在会议室台布上随手乱写乱画，看似小事，可这与“部队抓养成、机关作表率、个人抓形象”的正规化建设要求格格不入，“机关做表率”决非空话一句”。
接着说出几个关键词：
“军人提笔千斤重”
“小事看素质、看教养”
“根源在于缺乏自尊自律意识”。
并叮嘱道：
“文笔要简短有力，直指要害，文字不必要太长！”
我快速记录了军长的原话，也很快领会了首长意图。
是夜，构思框架，拉出了初稿，几经推敲，题目定为：《劝君莫学李少白》。
开篇：看过讽刺性喜剧《不拘小节的人》的同志，对剧中的主人翁李少白并不陌生。他擅长挖苦别人，自己却不讲公共道德、不拘小节。他以文雅人士自居，却做出了一系列不文明的事情：从火车汇款单两个人的位置，吃水果乱扔果皮，游湖逛公园、参观图书馆，随手乱写乱画，惹出了许多麻烦，未曾见面的女友目睹了他的行为，爱情由此告吹……
李少白的形象已经为人们所不齿，然而，在当今社会上却仍然屡见不鲜，就连咱们54军领率实机关里面，类似李少白这样不拘小节的人也大有人在。
下面的大意是：
－－摆现象（在会议室里大声喧哗、乱扔纸屑、在台布上乱写乱画、随地吐痰等等），
－－论危害（机关干部的言行举止，直接影响着部队作风建设）
－－挖根源（自我素养意识和表率意识不强）。
－－提出号召（着重强调：“军人提笔千斤重”，机关干部更要自爱自重自尊自强。）
上图：前排右二杨得志、左三李九龙；前排右一穿便装者，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后排右三党中选、右一刘桂桐。
全文五个段落，850余字。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把稿子交到了军长秘书手中。
上午11时左右，经李军长批示的原稿，就出现在了王怀定长的办公桌上，上批：“尚也，上也！李九龙。”
王处长指着军长的批语，对我说：“尚也”，就是“可以”；表示满意；“上也”，是说质量上乘。你这次任务完成的不错！
随后，王处长安排文化处一位擅长书法的同志用毛笔抄写成一幅“小字报”，贴到了会议室门口墙壁上。
当我在会议室门前走廊里，看到机关干部人头攒动围观“小字报”的时候，心里不禁涌动起一阵自豪。
可惜的是，《劝君莫学李少白》这篇文字，当时并没有留下底稿。那时，我心里想的只是“赶紧完成起草任务”，哪里会想到，这点小事放到今天，却成为战斗青春里的“美好的回忆”。
第五次笔墨之交
1984年的春节期间，李军长让秘书通知我到他家里去一趟。见面后，李军长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封来自湖南省党史办公室的“约稿信”，交给我，说道：解放战争中我是135师405团２连连长，在衡宝公路附近的灵官殿阻击战中，2连与敌浴血奋战4天4夜，腰斩白崇禧“钢七军”。这场战斗，创造了奇迹的405团被授予“猛虎扑羊群”荣誉称号，我所带领的2连集体记大功一次。关于这些情况，过去的党史资料上已的记述，但对2连当时的战斗情况，记述得不夠详细，所以湖南省党史办公室给我来信，要求对2连的战斗情景加以补充。
接下来，李将军以办公桌上的书籍、茶杯和文具摆成“沙盘”，以手势助说话，回顾当时敌我态势，思路清晰，娓娓道来，宛若述说昨天的事情，我在随身带的本子上快速记录：
“当时的135师直插敌“钢七军”腹部，405团的共计九个连队，一同向敌人冲去，顷刻间空气中硝烟弥漫。我们2连，面临的是数量数倍于己且清一色美式装备的171师与172师。在白崇禧眼中，钢七军是绝对主力，而这两个师，则是主力中的主力……战斗开始时，敌我双方异常胶着。
说到战斗的惨烈情景，李将军时而神情凝重，话音低沉；时而语调激昂：
“所有战士都知道这是一场硬仗，因为自己面对的是一支由美式装备武装到牙齿的、兵力数倍于己的白崇禧铁杆部队。如若不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将很难取得胜利。我带着２连战士们一路穷追猛打，沿着河岸与国民党军进行对峙。敌人们退无可退，抽调了大量的重机枪架设在河的对岸，配合着榴弹炮形成了密集的火力网，朝着我们射来。
李将军停顿片刻，接着说：
“险象迭生，何去何从？我看着身旁的战友们，一个接一个的倒下，非常痛心。他将心中的怒火，发泄到了对岸敌人的身上。不断有人主动请缨，要求强行渡河，炸掉堡垒。一名叫作邹才林的战士站出身来，对着我说道：“连长，让我上吧！同志们帮我吸引火力，我水性好，身子小，带着手榴弹从水里过去，直接丢到那两个堡垒里。”我默许了此事，邱才林当即决定过河。面对着如雨点般落下的子弹，邱才林辗转腾挪，身轻如燕的他，竟然毫发无损地来到了对岸，并且不负众望地完成了任务。
眼见敌人已经被炸开了一道豁口，带头冲锋，先行跳入水中，不顾对面的枪林弹雨，强行渡河。他身边的战士们，也都不甘落后，大家都抱着必死的决心，不成功则成仁。在2连全体登岸后，将敌人打得措手不及，一番短兵相接之下，2连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李将军缓了口气，声音低沉起来：
“此时的2连全体官兵，已经经过了36个小时的长途奔袭，可大家已然毫无疲惫之态。因为他们要为那些死在衡宝战役稻田水沟之中的战友报仇，要为新中国前进。还未来得及喘息，我当即决定将全连化整为零，将原本就减员众多的12个班，划拨为三个部分。大家分别从东西中三路，以倒三角的形势，向敌人发动进攻。不过战场的情况瞬息万变，由于敌人太多，大家根本就无法按照既定的模式行进。我干脆下达了一个指令：“哪里有枪响，我们就去哪”。于是全连主动或者被迫地划成了18股队伍。大家不再顾及彼此，各自为战。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连队伤亡人数众多。值得一提的是，包括李九龙在内的所有二连指战员们，都发挥出了冲锋在前的精神。他们带着部队马不停蹄地四处追击，只要遇见敌人，就死死咬住不放。在这种情况下，全连12名班长，不一会儿就牺牲了11名。但是基层部队并未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一个班长倒下，战士们就主动出来充当骨干，继续带着队伍向前。
李将军语调激昂地说道：
“大家在此时挺身而出，并非为了邀功请赏，而是要给战友们挡子弹。打得最为激烈的是我连的2排。战斗中，副连长、班长、副班长，相继牺牲，2排仅剩下七名战士，也大都身负重伤。他们满含着热泪，仍旧不顾一切地向敌人扫射。杨贵锋作为2排的一名普通战士，带着剩下的6名战友，一口气夺下了黄土铺敌人的七个阵地，那些所谓身经百战的“钢七军”士兵，吓得四散奔逃。我连的2排，竟然以七人之力，俘获了20余名敌人。排里的机枪手林少云即使双腿中断，还依旧坚持不懈，将一颗又一颗的子弹，准确无误地射入敌人胸膛。”
“因为部队悉数被打散，我身边的人也是屈指可数。我带着战士们一路浴血拼杀，硬生生地将敌人的所有据点，全部拔除。“钢七军”的最后一个堡垒，位于一座祠堂之中。他们想着继续坚守，负隅顽抗，而后等着大部队来援。我当即端着机枪，爬上了祠堂外面的一个土坡，准备来一招出其不意。可是里边的敌人警惕性很高，当即发现了我，紧接着又是一段激烈的炮火交锋。我的胳膊被敌人的流弹打中，身边的战士则当场牺牲，如果继续僵持不是办法，只会贻误战机。于是，我开始四处张望祠堂周围的地形，发现祠堂外部有一个相对低矮的地方，当即命人搬来土堆和树枝，当作梯子，直接奔赴院内，对敌人发动强攻，我是冲在第一个的，进去以后架着机枪，在手榴弹的掩护下，对着屋内喷洒火舌。待到天黑以后，解放军仅占领了两座房屋，作为临时据点。可我和战友们身上的弹药已经寥寥无几，很难对敌人发动最后的突袭。”
述说中，李将军地提到２连战士们的名字：
“在此危难之际，又两名伤员踉踉跄跄地找到了我。他们是3排2班的副班长和一个战士，好在他们的身上还有一个冲锋枪和一些弹药，这是最后的希望。我带着战士们挨个地搜寻房屋，直到将所有的敌人，都一一清除，鏖战才算正式结束。战斗结束时，整个2连，满编有150人，可最后只剩下了22人，12个班的班长，唯有一人活了下来，不可谓不惨烈。其实，这22个人都受伤了，那时候枪有时候都用不上，全部都是拼刺刀，所以他们身体上那个部位受过伤。当然如此巨大的牺牲，总体来看是非常值得的。”
李将军的讲述，从上午九点进行到午饭时间，直到李将军夫人招呼“该吃饭了”，话犹未尽。李将军把我引进他的餐厅，留我在他家吃午饭（记得餐桌上，一盘馒头、一碟咸菜，两份海带敦排骨）。李将军一边用餐，一边用手中的筷子比划着战斗场景，继续交谈。谈到战斗表彰大会上颁发锦旗、被授予“猛虎扑羊群”称号的情景时，他那威严眉宇间，显现出少有的亲切和兴奋。
“良相必起于州部，将帅必发于卒伍”。这时的我，才深刻领略到这句话的真正内涵。李九龙将军这一代开国元勋，无一不是从底层摸爬滚打，经历生死考验而建立卓著功勋的人。
几天后，我在湖南省党史办公室原有材料的基础上，采取“增补”、“穿插”、“注释”、“附录”等方式，以李九龙“第一人称”撰成题为《围剿国民党桂系军阀白崇禧部的黄土坡战斗》的回忆文章。记得，送审此稿时，让我拉把椅子坐在他的身边，他伏案审阅时神情专注，逐字逐句，认真推敲，改动了不少一些字句。最后，在我原来标题上方，加写了一行大标题：“猛虎扑羊群”。
（注：湖南省党史办公室编辑出刊后的这份文稿我曾收存，但从河南到新乡搬济南后，又经过3几次搬迁，不少过去的文稿失落，难以找回）
第六次笔墨之交
1984年5月初，李九龙军长以批评某团出现的一篇假报道为突破口，亲自主持全军电话会议，部署开展“以整顿领导思想作风”教育活动。李军长在此次会议讲话中肃指出：
“假报道所以断不了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某些领导思想作风不端正，利禄观念严重，喜欢让报道人员为他们评功摆好吹喇叭。”
我作为当时的宣传处的新闻干事，全程参与了这次活动的组织筹备、会务事宜以及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情况的收集与反馈。活动结束后，由我执笔起草了向武汉军区政治部和《解放军报》社的专题报告。此报告于5月26日在《解放军报·通联情况1984年第21期》上全文刊登。
〖附录〗《解放军报●通联情况》文稿
某军以假报道为突破口
整顿领导思想作风
本刊5月8日讯 5月3日至8日，某军政治部宣传处对所属单位4月初以来的新闻报道工作情况进行了一次普查，在近一个多月里被各级报纸电台采用的二百七十五篇稿件中，无一失实、造假现象。大家深有感触地说：军长在4月6日召开的批评假报道整顿各级领导思想作风的电话会议，症结找得准，问题看得深，抓住了杜绝假报道的实质性环节。一个多月的实践说明，要使假报道断根，必须首先端正各级领导的思想路线、思想作风。
近年来，这个军的报道人员曾出现过几起失实报道。每当问题发生，军政治部都在通报批评有关人员的同时，对报道人员进行文风教育和整顿，但报道失实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3月底，某团报道人员采写的《特级教师义务任教，全团科文学习成绩名列全军之冠》（刊
《河南日报》)一稿严重失实后，李九龙军长亲自同宣传处的同志一起前往师、团进行认真调查，同师、团领导一起分析原因，总结教训。从中看到，假报道出在报道人员中间，根子却在某些领导身上：
一、有的领导干部名利思想严重，做一点工作生怕上级不知道，要求报道人员“每事必报”，有些工作还刚刚开了个头，没有明显成效、就急于让报道人员搞报道，为自己评功摆好吹喇叭。报道人员为了完成领导交代的任务，不得不添枝加叶，夸大拔高，甚至无中生有胡编乱造。
二、有的领导下基层蹲点，不是为了扎扎实实帮助基层解决问题而是为了报上登稿子，上级转材料。一旦什么“新精神"来了就让报道人员创哪里去“总结经验”，搞“典型报道”，因为没有工作基础，报道人员难做“无米之炊”，只好“米”不够“水”来凑，角度不对号，硬往“新精神”上扭。
三、某些领导借用报道手段为自己装璜门面，“一好遮百丑”，自己抓的那部分工作本来不怎么样，却硬叫报道人员“找特点”,“想高招”，千方百计向外吹。这种既不愿用气力抓工作，又想捞取荣誉的投机作风，直接传染给了报道人员。有些报道人员所以弄虚作假，这与领导的思想作风不无关系。
四、有些单位把能不能登报、登报多少作为衡量工作成果的标准。每月都给机关部门和报道人员定任务，提指标，层层加码，人为地造成了见报数字竞赛，致使一些报道人员为完成见报篇数而搞歪门邪道。通过以上调查分析，李军长清晰地认识到：假报道所以断不了根，领导思想作风不正派，是一个重要原因，要真正杜绝报道，就要首先从领导思想作风上“动手术”。
基于这种认识，李军长于4月6日亲自主持召开了由军、师、团领导和机关干部参加的电话会议，在严肃批评某团出现的报道问题的同时，认真分析了原因及其教训，要求各单位领导干部，从回顾分析本单位报道工作存在的问题入手，主动清理思想，批评报喜不报忧，作表面文章应付上级，喜欢别人恭维奉承吹喇叭的不良风气，切实端正思想路线、抛弃利禄观念和名利思想，脚踏实地做工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报道人员，树立实事求是的报道作风。
与此同时，李军长责成军政治部将某团报道失实一事，连同某师党委的检讨报告一起用公文形式打印下发全军所属单位，并明确提出了五条要求：一、各单位领导机关干部和报道人员，要认真学习总政治部宣传部3月17日发出的《关于一篇严重失实报道的通报》，普遍进行一次思想和文风整顿，把这一内容列入1月份党委机关政治学习和部队政治教育计划。二、各机关各业务部门和报道人员，不得随意滥用“名列前茅”、“全军之冠”、“首创”、“新纪录”等等过头语言，凡及到评优材料和稿件，一律由上一级核实把关。三、严格坚持“三见面”的审稿制度，严禁向报道人员发放空白公章笺。四、今年初，军给师、团规定的见报指标一律作废，今后不再搞见报数量评比。五、对那些写假报道又屡教不改的报道人员，要坚决调离报道队伍，并把他们的情况告诉报社。建议半年之内不采用他们的稿件。
这次电活会议，使各级领导、机关和报道人员受到了很大震动。许多单位的领导，对本单位近期内已经发往报社和正在整理修改的稿件，进行了重新审査核实，先后有四个单位对已经发出的事实有出入的稿件，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某团报道人员采写的团长刘胜凯改进核（化）条件下战术训练的报道，已被《解放军报》排成小样，刘团长重审稿件时，自感稿子的主要情节与实际不相符合，便及时请师宣传科给报社打电话讲明了情况，主动要求撤销了这篇即将见报的失实报道。（《解放军报》报特约通讯员 刘桂桐供稿）
第七次笔墨之交
1984年初，针对部分基层官兵不能正确对待职务提升、走与留、苦与乐、家庭困难而不安心基层工作的问題，李九龙率領5人工作组到坦克团蹲点，开展了历时三周的“献身国防事业”教育试点工作。这是我与李将军接触最为密切、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段时光。
整个蹲点期间，李军长不住机关招待所，不吃团部“小伙房”，要求工作组成员（更是从自身做起），严格遵守部队作息制度，与连队战士同吃、同住、同出早操，不得接受任何“特殊照顾”。
期间，李军长时常找基层干部战士谈话，深入调研部队建设面临的困惑和难题，亲自与坦克团党委成员研究、制定出《安心部队工作,献身国防事业》的教育计划，还多次登台讲课，并指派政治部宣传处与军区文化宣传部门联系，调来《狼牙山五壮士》《先驱者之歌》等传统教育影片，组织干部战士集体观看。
试点教育中，全团开展了自下而上讲评干部的活动，李军长亲自为评选出来的七名优秀基层干部披红戴花,并叫政治处运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他们的事迹。李军长亲自抓献身国防事业教育的情况，曾被武汉军区《战斗报》宣传推广。
跟随李军长蹲点的记忆里，有两点感受历久弥深：他对党对国家的初心，是由衷的赤诚； 他求真务实抓部队建设优良作风无比金贵。
最难忘，他向坦克团全体干部所作的讲话：“真正的军人，以身许国、以身报国、献身国防为终生的荣耀，决不能当金钱的奴隶，人民的败类！”将军的这句鼓动人心的话语，犹音在耳，回想当时讲话的场景，仍然刻骨铭心，催人上进！
最难忘，蹲点期间的李将军，在军务处送审的《军坦克团正规化建设试点情况通报》上亲笔添加的一句话：“但是，目前该团的正规化建设还存有死角，比如，检查中发现个别连队厕所的蹲位上出现痰迹。”短短一句话，足见李将军抓部队作风建设的求实与严谨。
〖附录〗武汉军区《战斗报》文稿
李军长亲自抓献身国防事业教育
某军李军长率領工作组在坦克团蹲点期间,亲自抓“献身国防事业”的教育。针对这个团部分干部因不能正确对待职务提升、走与留、苦与乐、家庭困难而不安心基层工作的问題,自下而上进行干部讲评活动，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李军长亲自为评选出来的七名优秀基层干部披红戴花,并叫政治处运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他们的事迹。
当时的坦克团干部队伍中存在四股歪风（请吃请喝一一结婚、职务提升、工作调动都要用公款“表示表示”；随便请假一一除了正常休假外，找对象、家属小孩生病、家中盖房又要请假，甚至给岳父祝寿也有请假的；侵占公物一一用公家的木材、钢材做家具，用训练柴油起火做饭；自由主义一一对战士按地域划分，有亲疏之别，把党委（支部）议而未决的事情向外传播，等等。 这些不正之风，直接形响了基层建设。
为了狠刹这四股歪风，李九龙军长所率领的工作组引导干部积极开展思想斗争，指名道姓开展互相批评。在此基础上，团党委大张旗鼓地扶正祛邪。对6名无故超假、2名严重侵占士兵利益、2名造成责任事故的干部，公开宣布了处分决定，并责成其中4名在全团干部会上作了检查，让有侵占士兵利益，损公肥私行为的干部分别作了经济和实物退陪。同时，表彰了23名廉洁奉公的好干部，将其中的7名优秀干部树为典型。政治处还利用多种形式大力宣扬他们的先进事迹，在全团造成了一个一心为公光菜，自私自利可耻的强大舆论。
接着，团党委又从制度上作出堵塞不正之风的规定，并打印下发，公诸于众，让战士监督干部执行。通过大张旗鼓地纠正不正之风，干部队伍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战士们看到干部中一度盛行的“四风”已经刹住，气顺了，劲足了。全团各项工作有了新的起色。
（刘桂桐 陆承剑撰文 原载《战斗报》1984年6月26日）
第八次笔墨之交
李军长在重视加强部队全面建设的同时，时常关注部队依法搞好副业生产，号召部队运用科学方法搞好养猪、种菜，努力改善和提高基层官兵物质生活水平。他曾多次与军后勤部军需处的同志专题研讨，并派出专门人员到某八连帮助总结快速育肥的养猪经验，在部队普遍宣传推广。为了调动连队饲养员的积极性，提高科学养猪的经济效益，李军长还在全军范围内试行推广了“养猪承包责任制”。
下文，是时任54军后勤部军需处处长刘六树与笔者一起研究、采写的、由武汉军区《战斗报》刊登的一篇文稿。
〖附录〗武汉军区《战斗报》文稿
李军长抓效益实行责任制
饲养员养好猪超产得奖金
7月18日，某军后勤部向所属单位发出通报，介绍推广了某师炮团实行养猪承包责任制的做法，并传达了李九龙军长的三点要求：（一）各级后勤部门把养猪承包责任制当作后勤管理改革的突破口，认真抓好普及推广，使之在全军所有单位得到落实；（二）要让饲养员有产可超，有利可图，本着谁起超谁得奖，超额猪多得奖多的原则，如数提成奖励，奖金一定要发到饲养员本人手中；（三）为调动饲养员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益，承包奖励要一个季度一兑现。饲养员们高兴地说，“军长给我们吃了‘定心丸’，咱们要尽心尽责养好猪！”
今年初，李军长专派军需处的同志到八连帮助总结药物快速育肥法养猪经验，在该团普遍推广的同时，还试行了养猪承包责任制。规定：凡完成基本任务指标的按3～5％奖励；超额者按超额部份的10～15％奖励。由于饲养员的积极性得到提高，促进养猪业大发展。1～6月份，全团自产肉人均18斤。比去年同期增长41.5%。6月26日，军在该团召开经验交流会时，李军长打电话：“要认真推广养猪承包责任制，对饲养员奖励一个季度一兑现”。
对饲养员实行奖励，有的单位认识不够统一。有些战士感到：“饲养员固然很辛苦，可其他战士整天摸爬滚打也不轻松，单单奖励饲养员，这未免有点不公平！”有的干部认为“少数人得奖励，多数人有成见，奖金好发，思想工作难做。"饲养员们听到这些议论后，既担心奖励不能兑现，又怕别人说自己“向钱看”，工作不如以前起劲了。李军长知道这些情况后，于7月5日专程来找干部战士交流对养猪承包责任制的看法，他开导战士们说：“猪养好了，既可以使大家多吃肉，又能增加连队收入，连队家底厚了，又可以不断改善连队的物质文化生活。实行养猪承包责任制，是为了更好地调动饲养员的积极性。他们的积极性越高，创造的财富越多，全连受益就越大，这叫水涨船高嘛！”李军长又对团的领导和连队干部说。“有些战士有点想法，病根恐怕主要在领导身上。咱们办事情应当有经济头脑、改革者的眼光，不能被老习惯、旧框框和‘左’的东西束缚手脚。只要养猪承包奖励有利于调动饲养员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于促进部队建设，我们就坚定不移，一抓到底。”接着，李军长又和军、师、团后勤业务部门的同志研究了奖励兑现的具体办法。7月9日，炮团将所属17个单位的饲养员今年1～6月份的应得的奖金，如数发到了饲养员手中。
（刘桂桐 刘六树撰文 原载《战斗报》1984年7月26日）
上图：1983年3月的54军宣传处合影：
前排左二戴宏光、左三韦绍航、左四刘明铸、左五符康富（处长）、左六魏纪章（副处长）、左七王书俭、左八陈国盛；
后排右一肖政军、右三本文作者刘桂桐、右四党中选、右五杨文卿、右八刘再银。
附录：刘桂桐作家简介：刘桂桐，男，汉族，1948年4月出生于沂水县，大专学历，中共党员。1966年高中毕业后任代课教师。1969年11月参军到54集团军483团，历任战士、排长、新闻干事。1979年8月至1981年8月调任54军宣传处新闻干事，后任161师481团宣传股长、160师宣传科长，济南军区装甲兵器材仓库政治处主任。济南军区直工部正团职新闻干事。1979年参加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火线荣立三等功。1979年8月，被《解放军报社》聘为“特约记者”。1988年任济南军区司令部新闻干事（正团职，中校军衔）。1991年转业到山东省公安厅办公室，先后担任《山东公安简报》编辑、公安部《公安研究》杂志特邀编辑、《山东公安年鉴》主编、《山东省•公安志》执行主编等职。2003年1月，被公安部授予三级警监警衔，2008年退休。 参军以来，曾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大众日报》《前卫报》等军内外报刊发表新闻作品1500余篇；在公安专业杂志各类省以上报刊发表典型经验、调研报告、学术研究等文章80余篇，多次被省山东省人民政府、省政法委、公安部和公安厅评为“优秀调研工作者”。先后有《造就童星》《诸葛亮智谋宝典》《士兵心理保健》《士兵修养艺术》《奇谜故事》《趣联故事》《野诗故事》《国防后备军知识新编》《智力摇篮》《退伍士兵求职指南》《撑起生命的保护伞》《公安会议讲话稿写作教范》等著作由出版社出版。2008年退休后，积极弘扬国学精粹，秉承家学周易文化传统，深入鉆研《八字》《奇门遁甲》《大六壬》《风水学》，被《山东周易研究会》评为2019年度十大优秀会员之一，担任《山东东方智慧文化研究院》秘书长兼副院长。2022年9月，担任山东周易研究会理事。2021-2023年，相继受聘《日照公安志》《历下公安志》《济宁公安志》文史顾问、特邀编辑。2O23年7月个人回忆录《笔耕军警》面世……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